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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徒不愿参加圣公会的礼拜仪式。他们之中大多数是贵族,既有自己的教堂,可以私下从事宗教活动;又比较富有,承担得起政府因他们不参加新教礼拜仪式而处的罚金。
伍斯特侯爵就是这样一位贵族天主教徒。在拉格伦城堡的教堂(现今已颓败不堪)中,他会定期地在金银圣盘的环绕下倾听弥撒曲,而教堂里的那些圣像和十字架也会被他的同胞视为偶像崇拜的标志。然而,虽然侯爵属于宗教少数派的一员,虽然他即便没受到迫害、也要被处以罚金,他本人却不是宗教的狂热分子。毫无疑问,他是虔诚的,据贝利博士回忆,他在侯爵家里生活的那么多年里,他“在所有仆人中间,从未看见有人醉酒,也从未听到有人对上帝有言语的亵渎……这样治家有方的家庭,真是非常罕见了”。
侯爵认为,就宗教问题争论不休,没有多大意义。
“言语的力量往往比问题本身更能造成人们之间的分歧。”他曾经这样说道,“就像从同一个港口驶出的两条小船,它们旅途的终点往往天各一方。”
“更为神奇的是,”贝利回忆道,“仆人中间一半是新教徒,一半是教皇党人,但是就宗教问题而言,他们从未起过争执。”
在拉格伦的侯爵的屋檐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并肩工作,而和蔼、宽容、明智的侯爵就像一位慈父一样主持着这里的一切。
如果国王也能像侯爵这样就好了。1628年,詹姆斯一世(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去世后,他的儿子查理一世继承了王位。查理一世本就愚蠢、固执,在宗教事务上表现出的立场让他变得更加不受民众待见。在圣公会的礼拜仪式上,国王和他的朝臣热衷于搞“敲钟、焚香”这些天主教的仪式性的东西。虽然许多新教徒认为,国王他们这样做,是天主教的势力从后门渗透了教会,但他们仍然我行我素。在臣民的舆论中,查理一世错上加错的是,他选了一位天主教徒做王后。
事实上,假如国王不是那么自大、自负的话,这一切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伍斯特侯爵宽容、明智,查理一世却专横独断,刚愎自用,愚不可及。1637年,国王犯了糊涂,竟然强行在三个王国推行宗教的统一,强迫苏格兰的臣民使用新的英格兰祈祷书。查理一世的劝谏者有先见之明,预料苏格兰人会反叛。果然,苏格兰人这些坚定的长老会教徒揭竿而起,反抗查理一世的政策。
如果查理一世能倾听他英格兰臣民的声音,让他苏格兰的臣民服从他的统治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只可惜他没有。等到了1640年查理一世准备解决苏格兰的危机时,英格兰的议会已经被解散了11年之久。查理一世希望可以独断专行、横征暴敛,哪怕他敛财的方式并不合法。然而,为了对付苏格兰而筹集资金,他不得不重新召集议会。但是,他释放的却是议会对他为政的猛烈抨击。除非国王先解决议会长期不满的问题,否则议会拒绝与国王就苏格兰叛乱事进行合作。查理一世充耳不闻,拒绝了议会的提议,试图自己收拾这个烂摊子,结果却把局势搅得更加不可收拾。
1641年10月,国王在爱尔兰的天主教子民起义。多数英格兰人将这场新的叛乱视为查理一世一手策划的天主教徒的阴谋。这一年,当英格兰的议会将他们对国王的不满诉诸纸上,形成《大抗议书》(the Grand Remonstrance)并呈给国王时,矛盾终于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然而,此时查理一世还没有广开言路的打算,相反,他还企图逮捕带头批评他的议员,只可惜以惨淡收场。等到无能的国王带着军队到达威斯敏斯特时,他想逮捕的议员早已逃走了。通过这件事,国王的真面目也暴露了出来。原来他既不尊重法律,也不尊重议会;他还是位暴君,竟然要用暴力对付自己的子民。就在国王急急忙忙召集家人趁着夜色的掩护逃离伦敦时,保皇党人也已经集结起来,准备驰援国王。与此同时,议会也开始组织起来,准备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战争一触即发。
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议会派(亦被贬称为“圆颅党人”)与保皇党人(“骑士党人”)进行了殊死的决斗,但是哪一方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大体上,伦敦和英格兰南部地区支持议会,英格兰北部和西部地区拥护国王;但是,这样简单的划分掩盖了矛盾斗争的复杂性。在现实中,所谓的同盟绝非泾渭分明,宗教信仰、地域歧视等都影响着、决定着同盟成员的划分。当然,其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是否将对王权的忠诚看得比自由与民意更高。
双方的军事指挥官也在努力抛开这些分歧与私人的恩怨。1645年年初,议会为了应对战局,建立了新的国民军,即所谓的“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乐观的保皇党人以为敌人重组军队,是因为他们不堪一击。到了这年年中,双方都有信心,认为自己可以在战场上打败对方。6月14日,双方在北安普敦郡的纳斯比(Naseby)遭遇时,谁都没想到这会是整个内战中最具决定性的一场战役。可以说,这是双方3年来旷日持久的战争的转折点。保皇党在兵力上和将领的指挥上都不如圆颅党,最后只好投降。国王率残兵撤退时,他们共阵亡了4500人,损失了8000支枪和所有大炮。他们从纳斯比向西逃亡,深入威尔士南部的保皇党腹地。7月3日黄昏,查理一世抵达拉格伦城堡。
国王知道,他在拉格伦城堡一定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伍斯特侯爵也许不是狂热的天主教徒,但他绝对是坚定的保皇党人。自从内战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他为查理一世的战争事业已经投入了将近100万英镑的资金,他的投入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国王到达拉格伦城堡后,立刻在这最迫切的时刻要求侯爵奉献更多的资金。这样的要求实在够厚颜无耻。贝利博士描述了国王如何要求进入城堡的巨塔,因为他相信这位坚定的拥护者一定在巨塔的地下室储备了一些黄金(实际上并没有)。对于亨利•萨默塞特这样的人而言,支持国王是原则性的事情。国王由上帝任命,效忠国王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因此,侯爵再一次为国王救急,献出了他剩余的资金,并允许国王和他的军队在城堡里住了3个星期。到这个时候,侯爵唯一没为国王做的,就只剩下亲自为国王冲锋陷阵了。可此时侯爵已经是65 岁左右的高龄,又身患痛风,再冲锋陷阵也不太可能了。然而,他证明自己的机会却马上要来临了——战火即将烧到他的身上。
一般而言,提起英国内战,人们想起的是一系列的战役。我们会对埃奇希尔(Edgehill)、马斯顿荒原(Marston Moor)和纳斯比耳熟能详,也正是因为在这些寂静的原野上上演了残酷的战役。然而,17世纪和中世纪一样,战场上的厮杀实际上非常罕见。在整个英国内战期间,最常见的军事冲突的形式是围城战。在纳斯比战役之前,除去刚刚提到的几次重大战役,英国内战均是以小规模的地方军队发起的围城战的形式开展的。在纳斯比战役之后,双方的斗争再一次地采用了这种形式。新模范军分成了多支小规模的先遣部队,准备广泛地撒网,以剿灭保皇党的抵抗势力,尤其是英格兰西部的抵抗势力要重点歼灭。
这对许多保皇党来说,是个尤其不幸的消息——他们先前耗费巨资修建的庄园虽然华丽,但却毫无防御力。关于哈德威克庄园的打油诗所表现的现象并非是孤立的。一位爱尔兰的庄园主写下的话也表达了贵族的普遍的哀伤情绪:“我的庄园是为了享受和平而建造的,窗户比石墙还要浩繁。”在这种局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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