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萨拉热窝逞凶

他人也都决定请假。克罗巴廷到乡间宅邸度假，就连最重要的参谋部铁路局局长约翰·史特劳布（Johann Straub）上校也出去度假，在南边达尔马提亚的葡萄园和海滩上优哉游哉。陆军十六个军，有七个军休他们的农民兵假，好让他们回家去帮忙夏收，要到七月二十五日才会回营。难怪康拉德的参谋部八月时会要被“技术性难题”搞得手忙脚乱，因为七月时没人解决这些问题。

这时德军里有许多人渴望在法、俄的军备采购和兵力计划还未完成之际来场世界大战，但毛奇依然力主审慎，并指出明眼人都看得出的道理：普林齐普的行径，至少是得到了塞尔维亚政府某种程度的默许，在世人都惊骇于此恶行而同声一气之际，如果奥匈帝国抓住机会，迅速入侵塞尔维亚，一举即打垮这王国，那会比较好。并非奥地利盟友的丘吉尔，也认为这一暗杀行径卑鄙，类似于发动“泛凯尔特计划以一统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并用“都柏林兵工厂所供应的武器”暗杀威尔士王储的爱尔兰。[36]就连俄罗斯人都觉得很难响应，德皇预测沙皇尼古拉二世不会“站在弒君者那一边”参战。柏林的决策者，就如麦克白夫人，一致相信“要是干完了之后就完了，那还是快一点干”。

换句话说，维也纳得利用这场危机正热的势头和同情心理，取消休假，动手。动员要三个星期：后备军人向团报到要一星期，团加入军要一星期，军加入位于边境的集团军又要一星期。每个人都笃定奥地利人不会干傻事，因而在其他诸大国里，只有少数人取消夏季长休；七月五日，德皇告诉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如果像现今这样有利的时机还不好好把握，（他）会很难过。”那是毫不掩饰地煽动战争之语。隔天德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更推波助澜，敦促奥地利人动手，即便“出手对付塞尔维亚会导致世界大战”。[37]

招来战云之后，德皇即搭船出海展开三个星期的挪威峡湾之旅，毛奇回波希米亚的卡尔斯巴德泡温泉，陆军部长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Falkenhayn）和陆军部、参谋部重要部门主管纷纷奔往湖边、温泉疗养地、海滩、山上度假。[38]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甚至同意，只要维也纳的讨伐迅速展开，没有必要照三国同盟的规定知会罗马与布加勒斯特。毛奇从其位于卡尔斯巴德的疗养地写道，“奥地利必须击败塞尔维亚人，然后迅速缔和，要求以奥塞结盟为缔和的唯一条件，”且颇不识趣地写道，“就像一八六六年普鲁士对奥地利所做的那样。”德皇已向奥地利大使瑟杰尼表示奥国可自主行事，并认定奥地利人会快速了结对手（越过多瑙河，包围塞尔维亚陆军，攻占塞尔维亚首都），然后造成令世人（特别是俄罗斯人）只能干瞪眼的既定事实。[39]

但“快速”是个从来与奥匈帝国军队扯不上关系的字眼。一九一四年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对决竟迅速升级为世界大战一事，与奥匈帝国政府决策的拖沓和哈布斯堡军队部署的缓慢有很大关系。在七月七日（暗杀事件十天后）的奥匈帝国内阁会议上，匈牙利总理蒂萨仍主张向塞尔维亚人施加纯外交性的压力，不愿支持蓄意羞辱塞尔维亚人而对方肯定不会接受的最后通牒。匈牙利民意大大左右了这位总理的意向，因为大部分马扎尔人基于三个理由不愿打仗。首先，斐迪南大公生前打算缩减匈牙利的国土和武力；在布达佩斯，没人为他的死而哭。其次，匈牙利人不希望这个君主国里有更多的斯拉夫人，因此，以并吞巴尔干或波兰为目标的战争，在他们眼中并不明智。最后，匈牙利人清楚，打完一场大国战争，结果很可能不是俄国宰制中欧与巴尔干，就是德国宰制这些地区；而不管是上述哪个结果，都不利于布达佩斯。[40]

康拉德对奥匈帝国作战计划的检讨结果，也未提振蒂萨的信心。这位参谋总长太自信，以为只要俄国的意图“在动员的第五日之前”明朗化，他就有办法压得住塞尔维亚，并在需要时顺利将兵力调到对俄战线上。蒂萨最担心的事，乃是罗马尼亚人可能趁奥俄交战时入侵、并吞哈布斯堡王朝的特兰西瓦尼亚，但康拉德不把这放在心上。[41]内阁会议上似乎无人理解俄国所带来的存亡威胁。只有德国也出兵攻打俄国，才有可能打败罗曼诺夫王朝，但施里芬计划要求先打法国，也就是说俄国大军一旦出击，奥匈帝国将首当其冲。这也说明蒂萨为何不肯轻易附和出兵之议。

与蒂萨争辩，又耗掉整整一个星期。蒂萨坚持认为战争不仅未能改善奥匈帝国的民族问题，反倒会“引爆”那些问题。[42]匈牙利人拖延不决，康拉德和克罗巴廷干脆以此为借口，不定案作战计划，乐得延长他们的夏季假期。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公使馆痛斥这一延宕，呈文贝希托尔德，表示塞尔维亚人正利用这一空当“完成他们的作战准备，为将会让我们吃不消的俄国介入争取时间”。[43]正在度假的奥芬贝格将军，七月十日在萨尔茨卡默古特（Salzkammergut）碰到正在度假的奥匈帝国财长舍瓦利耶·莱昂·德·比林斯基（Chevalier Leon de Bilinski），他正在阿尔卑斯山度他例行的夏季长假。虽然身为奥匈帝国财长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行政长官，但他完全不知道这个君主国就要转入战争状态。[44]

直到七月十四日，蒂萨的马扎尔族同胞暨外交政策顾问伊斯特万·布里昂（István Burián）伯爵提醒他，如果对塞尔维亚的恶行丝毫不予制裁，将只会使罗马尼亚人更加敢于在特兰西瓦尼亚（布加勒斯特所欲染指而以罗马尼亚人为最大族群的匈牙利一隅），如法炮制作乱生事，蒂萨这才转而支持多数人所赞同的开战立场。蒂萨主张勿并吞塞尔维亚领土，以免君主国的民族问题更为棘手，与会众人匆匆同意此议。康拉德私下告诉克罗巴廷：“等着瞧！巴尔干战争前，列强也讲要维持现状；战后，没有一个大国担心现状不保。”[45]

维也纳修润最后通牒至定稿，又过了一个星期。七月二十一日，贝希托尔德终于把最后通牒定本带到巴德伊舍（Bad Ischl）的皇帝别墅，给正在该处避暑的弗朗茨·约瑟夫批示。就要八十四岁且绝不是英明统帅的皇帝，过目且批准。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勿再反对奥匈帝国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然后列出十项羞辱人的要求：要贝尔格莱德审查其报纸报道“以移除反奥文章”，移除学校教育中反奥的教材，撤掉反奥的官员和军官，逮捕可疑的陆军军官和政府官员，停止运送非法武器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达尔马提亚，解散民族自卫社之类的秘密会社，以及最贬损国格的，允许奥匈帝国官员（在塞尔维亚境内）主导调查“颠覆运动”和“六月二十八日的阴谋”，等等。[46]

若是早个一个月，行刺事件刚发生后，提出这份最后通牒，大概会受到国际支持，但这时，暗杀事件已过了数个星期，这一外交手段拖了这么久才出炉，奥地利已失去了其在这场危机之初的优势。义愤已消。行刺事件已过了一个月，在这同时，斐迪南大公的遗体已从萨拉热窝运到海岸，搬上一艘无畏级战舰运到的里雅斯特，然后上火车运到维也纳举行葬礼，再转运到位于上奥地利的皇族用的教堂地下室，并在那里长眠已将近三个星期。萨拉热窝的奥匈帝国驻军司令官阿佩尔将军满腔悲愤：“我们已失去两名为奥地利的荣耀丧命的烈士；我们是受辱的帝国；我们的武力随时可将他们打垮，但至今连个动员令都没有！我们希望动员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