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玫瑰战争，曾经是“英国岛国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即使在今天，它在英国人的历史记忆中也占据着一个相当独特的位置。1尽管近来有大量学术研究以此为名，讨论其起因、进程和结果，但玫瑰战争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争议。对于一代代的年轻人来说，这段历史有点神秘，夹在“卑微的中世纪”的泥浆与疾病以及 “恐怖的都铎王朝”注3的血与火之间。虽然在过去的50年间涌现了大量与15世纪历史有关的学术研究，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玫瑰战争仍然是英国中世纪历史的“黑暗世纪”，它太复杂，以至于难以融入英国的岛国故事之中。通过历史学家们的细致描述，玫瑰战争的影响得以淡化，历史的迷雾也得以拨开。近几年来，玫瑰战争的重要性被一贬再贬，连最权威的研究都开始认为在黑死病和宗教改革运动期间，英格兰社会及政府基本未发生变化。2

但是确定历史事件的影响是历史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之一，他们也必须说明历史改变的原因所在。15世纪时，英格兰社会发生了巨变，我们所了解的玫瑰战争仅仅是一连串暴力政治斗争的冰山一角。英格兰不仅要与疾病抗争，抵御外敌，见证国王下台和被谋杀，而且还经历了国内外经济危机。这些事件激励人们重新思考政治以及贵族和臣民、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受到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变革的巨大影响，英格兰也因此而转型。当时正值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蓬勃发展，同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对古老的正统观念发起了挑战，并进一步开创了政治和道德的新篇章。到15世纪末，印刷机的出现和普及更是促进了新思想的迅速传播，也为行使权利提供了新的方法，引发了更多的争论。

本书在内容方面有三项大胆的突破。首先，全书不仅介绍了历史和战争，也同步引入了对历史的见解。其次，本书呈现了历史人物个人经历对个人及集体两个层面的影响。最后，本书也对1450年后的数年里，内战对英格兰文化、政治和社会等各个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进行了详细阐述。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战争的起源（1399～1459）；战争的进程，包括1459～1464年、1469～1471年和1483～1487年三个公开冲突期间所发生的事件；以及最后，玫瑰战争的后果和对英格兰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

这样广泛而深刻的研究也必然需要他人的支持。首先，我要感谢我以前“Histroy of Parliament Trust”项目的同事：琳达·克拉克（Linda Clark）、汉尼斯·克莱尼克（Hannes Kleineke）、查尔斯·莫顿（Charles Moreton）和西蒙·佩林（Simon Payling）。他们对15世纪历史的了解全面而深刻，十多年来能与其共事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时我要感谢受托人许可在其发表之前进行的研究。我也要感谢约翰·瓦茨（John Watts）的工作，他的支持和鼓励对我来说十分重要。同样，我也从与迈克尔·K. 琼斯（Michael K. Jones）的友谊中受益匪浅，他对15世纪历史的卓越见识简直无出其右。此外，还需要表示感谢的人有：卡罗琳·巴伦（Caroline Barron）、吉姆·博尔顿（Jim Bolton）、克里斯汀·卡彭特（Christine Carpenter）、保罗·卡维尔（Paul Cavill）、肖恩·坎宁安（Sean Cunningham）、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拉尔夫·格里菲斯，史蒂文·甘恩（Steven Gunn）、迈克尔·希克斯（Michael Hicks）、马尔科姆·梅瑟（Malcolm Mercer）、卡斯·纳尔（Cath Nall）、托尼·波拉德（Tony Pollard）、詹姆斯·罗斯（James Ross）、大卫·斯塔基（David Starkey）和安妮·萨顿（Anne Sutton），他们所出版过的作品以及研讨会论文都加深了我对15世纪历史的理解。肯特大学的专题学生们讨论了我的观点并纠正了书稿中部分有失偏颇的论断。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岳母，她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她以一位专业历史老师的目光审读我的作品；我的女儿艾玛（Emma），她带着孩童特有的好奇的思想享受着玫瑰战争的旅程；最后，我的妻子希尔（Hil），同样也是一名历史学者，她一直对我做的一切提供着爱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