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历史中的玫瑰战争

玫瑰战争爆发的起因

“玫瑰战争”的说法最早是历史哲学家沃什W. H.（W. H. Wash）提出的，它是一种“综合术语”（colligatory term），像“工业革命”“科学革命”甚至“冷战”一样，是历史学家对一系列错综复杂事件进行理解和排序时所使用的术语。而“玫瑰战争”为1450年的凯德叛乱或1483年的理查三世篡夺王位提供了一个背景。这个术语的使用，也为历史学家和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框架，方便他们叙事、撰写文章以及探寻史实。1在一个对历史充满质疑的时代，我们可以对这一术语以及它的“有用性”进行详细分析。玫瑰战争的开始及结束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论，总有新的事例不断被提出，以挑战旧有的权威观点，最后甚至连“玫瑰战争”本身是否存在都让人质疑。我们所谓的“玫瑰战争”据说是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在1829年的小说《盖也斯顿的安娜》（Anne of Geierstein）中“杜撰”出来的，15世纪的人们对此其实一无所知。事实上这就是15世纪中期“玫瑰战争”的局限性——大多数英格兰人并不知道自己正处于内战之中。2

然而，我们不应该对“玫瑰战争”的存在感到失望。正如40多年前玛格丽特·阿斯顿（Margaret Aston）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术语确实有近现代相关性。简单来说，白玫瑰是约克家族使用的徽章或装饰性图案之一（来自 马奇伯爵注4莫蒂默）。同样，红玫瑰是公爵使用的徽章之一，后来兰开斯特家族也开始使用。爱德华四世的女儿伊丽莎白，似乎在1485年之前采用了白玫瑰作为她的个人徽章，亨利·都铎在博斯沃思荒原（Bosworth Field）获胜后，也以红玫瑰作为自己的象征。15世纪的人们十分清楚玫瑰成了古老皇家徽章的标志。位于克罗兰的林肯郡修道院（Lincolnshire abbey of Crowland）的编年史家，当时颇为精明的一位克罗兰人，在博斯沃思战役后不久写道，在都铎的胜利中“野猪的獠牙已不再锋利（指理查三世），红玫瑰（亨利·都铎）作为白色的复仇者（爱德华四世的儿子被谋杀），在我们面前熠熠发光”。3不到一年，亨利采用了熟悉的都铎玫瑰，把约克家族的白玫瑰添加到兰开斯特家族的红玫瑰上，这一徽章将被用来装饰皇家宫殿，迎接未来的国王，并将置于他所有仆人与侍臣的房中。因此到了15世纪末，内战被描绘为两个交战派别之间的长期斗争，两种玫瑰代表了不同派别，而亨利和伊丽莎白联姻，红白玫瑰交织一体则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

亨利七世即位后，血腥的内战结束，亨利八世上位后更是强化了这两个派别的融合，兰开斯特和约克两个家族的结合是大势所趋，这一状况在15世纪后大约500年间都占据了主流。

早期研究玫瑰战争的历史学家

在1475年前后，人们就试图去分析和解读近年来英格兰政治的血腥冲突。许多纪事报告，包括伦敦本土记录在内，都提出了大致相似的事件版本。他们发现亨利六世麾下许多出身低微的顾问野心勃勃，贪婪无度，正是他们导致英格兰失去了法国，同时国王的叔叔汉弗莱，即格洛斯特公爵被杀，叛乱四起。这也进一步导致了约克公爵领导的皇室的叛乱，主要针对国王和他的“邪恶”议员。1461年亨利六世退位，在约克家族的统治下，英格兰度过了不平稳的10年。在1471年，亨利六世和他的儿子（即威尔士亲王爱德华）接连去世，这为英格兰提供了持久和平的前景。但在1483年，格洛斯特的理查（Richard of Gloucester）篡夺王位后，国内形势再度风声鹤唳。仅仅两年后，他的统治就在博斯沃思荒原终结。在约翰·维尔（John Vale）于1431年至1471年间所写的摘录簿中，发现了约克一派的支持者，例如“英语纪事”（An English Chronicle）的作者，以及那些同情于兰开斯特家族的人都基本认同这一史实（至少在1471年之前）。引用一位约克派作家的话，无论他们认为亨利六世处于绝望，“毫无实权”，或被野心勃勃的篡位者废黜，都必须承认英格兰政治中根深蒂固的矛盾与英格兰在百年战争中受挫及1450年的事件相关，1485年亨利·都铎和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联姻后，英格兰社会才得以休养生息。4

这一叙述是15世纪末影响深远的布商罗伯特·费边（Robert Fabyan）所作编年史的基础，他记录了1223～1485年间的历史（直至1509年），1516年该书由皇家出版商威廉·潘森（William Pynson）出版。伦敦年史也为波利多尔·维吉尔（Polydore Vergil）的写作提供了大量资料，该书由亨利七世下令编撰，于1534年出版。维吉尔汲取了两大家族的各项记载，如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六世和雄心勃勃的约克公爵以及约克家族的萨福克的邪恶公爵和格洛斯特的“善良的公爵汉弗莱”，用一种新的叙述方式描绘15世纪的系列冲突与混乱（始于1399年理查二世下台，结束于1485年合法王权的恢复）。维吉尔代表了一种分析历史的新方法，主要是受到人文主义思想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同一时期的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的《理查三世的历史》（History of King Richard Ⅲ）创作于1513年，不过出版于1514年。这些书都强调了内战发生的长期原因，并夸大了其破坏性，认为这是上帝对 1399年的错误注5降下的神罚。然而，这种分析的优点并不在于维吉尔和莫尔的创作天赋，而是它的新奇。事实上，这一点从对1461年的爱德华四世的第一次国会、1483年理查三世即位、1486年亨利·都铎和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的婚姻的描述中我们都可见一斑。

1548年，玫瑰战争的特殊叙事方法有了新的突破，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出版了《兰开斯特和约克两大家族的联盟》（The Union of the Two Nobel and Illustre Families of Lancaster and York）。霍尔的叙述也是以1399年开始，但他对15世纪的分析和阐述比维吉尔或莫尔都更为细致和犀利。霍尔同意，1399年的篡夺王位导致了英格兰近一个世纪的内战，但它并不是一个神罚。霍尔强调了理查二世退位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亨利四世继承王位也得到了国会同意。矛盾冲突源于雄心勃勃且自私自利的贵族：马奇伯爵埃德蒙德·莫蒂默（Edmund Mortimer）和剑桥伯爵理查（他们分别是约克公爵理查的叔叔和父亲），因为“这些男女贵族都不高兴或不满足”。5后来的都铎王朝的评论家，如托马斯·史密斯爵士（Sir Thomas Smith）在1561年写到，王朝动荡才是造成15世纪主要不幸的根源所在。这刺激了贵族们的野心，破坏了法律和秩序的作用：“人们不知道自己的君主是谁，不知道何物为自己所有，也不知道会命丧何时。”托马斯·史密斯爵士戏称：“内战肆虐几乎大半个英格兰，而无名尸首或陈尸护城河和城堡，或横尸野外，尸骨成堆。”6

人们普遍认为莎士比亚的两个历史剧四部曲，都将焦点投射到了民众熟知的玫瑰战争中的“都铎王朝谜团”之上。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上、中、下部，《理查三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