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领导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史学家，他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成为为玫瑰战争著书立说的领军人物。这些史学家的关注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麦克法兰思想的影响。确实，麦克法兰很多关于15世纪社会本质的观点（例如国王与大贵族之间的关系，活跃势力在英格兰政体中所处的位置）在他们出版的书籍中不证自明。麦克法兰遗留下来的思想财富中最经久不衰的，就当数为现今世界所广泛接受的观点，即中世纪后期的英格兰政体强劲有力，能够成功应对社会和经济危机（例如15世纪中期的黑死病和 金银荒注8），国内政治冲突，以及对外战争。而这一切的实现，都要归功于英格兰完善的机构体系［首先是普通法（Common Law）法庭，从14世纪中期开始，由议会担任这一角色］的本质，以及国王、贵族和大部分民众所怀有的希冀，而他们的希冀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
英格兰安然度过了接踵而来的危机，从14世纪开始一直到1629年查理一世个人专制独裁，英格兰的基本结构“混合君主制”（mixed monarchy）一直没有改变。在治理国家上，国王和大地主合作，互相支持；再加上全国普遍认为英格兰是一个“财富、阶级和王权的统一体，这些因素相互交融，形成了等级制度和共同利益这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14这两点共同促使“混合君主制”在那段时期得以保留。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玫瑰战争的爆发可谓异常，它主要是由一个“可怖现实”造成，即亨利六世完全没能有效管理好以下三个关键方面：首先，他没能主导战争；其次，他没能摆脱贵族的干扰，在贵族的争吵中没能扮演好一个绝对唯一的裁决者角色；最后，他没能合理应对议员的建议，连装模作样都没有。直到1471年，爱德华四世除掉亨利六世和其他对王位有潜在威胁的人，国家稳定才得以恢复。爱德华四世与贵族相处融洽，践行了当时人民对于强大君权的期待。然而，1483年年幼的爱德华五世登基后，亨利六世在位期间一直爆发的王位危机又重新降临在王朝上空。如果15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所爆发的战争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话，那就是它削弱了臣民对君主的顺从之意，使得15世纪80年代中期矛盾再现成为可能，甚至是加大了这种可能性。
受其他史学的影响，麦克法兰坚信统治集团的一举一动主要是受到他们的经济状况驱使，这一点与他对玫瑰战争的看法有些许自相矛盾之处。这样一来，从政者总会试图寻求在不改变国家体制的前提下，将他们所获得的权力和利益最大化。同理，在百年战争期间，英格兰贵族的收益直接同他们从战争中捞到的利益挂钩。因此，国王提携贵族以示嘉奖，贵族反过来让他们的扈从继续为国家提供服务。这种模式是“政府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使得国家组织得以继续发挥其功能。当这一体制开始失效，国王穷困潦倒，贵族靠与国王的关系亲疏来获得提携时，政治危机就随之而来。同样，玫瑰战争的爆发和发展与不断扩大的经济状况有直接联系。15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间，欧洲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最明显的就是可用金银急剧短缺，影响王室财政收入和个人薪酬，加剧了对于国王资助的争夺。对于15世纪的解读自然是以这一认识为前提：人类在有意或无意间，基本上都会受到其一己私利的影响。像维吉尔这样的16世纪作家，还有麦克法兰，对这一认识都坚定不移。然而，这个认知至今还颇有争议。最近学术界对玫瑰战争的综合讨论认为，期间的一系列冲突与欧洲经济的潮起潮落有直接联系，1487年后国家缓缓趋向稳定，主要归功于伴随经济复苏所产生的“乐观因素”。15
麦克法兰之后的历史研究
那么，我们现在是以什么视角来理解玫瑰战争和更为广泛的15世纪英格兰历史全貌的呢？当前，大多数看法都是在我们所称的“麦克法兰范式”（McFarlanite Paradigm）范围之内产生，但是有一个根本区别：近来的学术研究着重强调了政治理念、理论和“宪政”的重要性。最近几年，两个互相关联的思想运动对玫瑰战争的研究产生了影响，同时从总体来看，它们也对历史写作带来了深厚的影响。第一个运动把对政治的研究转向了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初次听来，这似乎只是语义上的变动，但是这两者有着非常重要的区别。政治和政治文化之间的差别正如“政治行动和按行为准则行事之间的差别，在控制行为上，一个正式，一个非正式”。研究前者的历史就是面对一群游戏玩家，而研究后者的历史，则是要考虑玩家是如何看待这个游戏的，想把这个游戏玩到何种地步。如果失落的政治“现实”的重建包括政治文化的恢复，那么史学家所面临的难题就是要发现相关的文化背景。16简而言之，大约在过去的20年里，做得最好的研究工作，就是在找寻合适的历史背景来解释玫瑰战争期间人们做了什么。
第二个思想转变就是所谓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它影响了玫瑰战争的史学研究方法。“语言转向”根源于语言哲学，但是在史学家眼里，“语言转向”可以很好地概括为：语言不仅仅反映了社会现实，而语言本身就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本质上看，历史文献和塑造了那个时代文化行为的其他文本（例如诗歌、编年史或者传奇小说），它们与文字记载并没有什么不同。研究15世纪的史学家和学者的首要关注点就逐渐放在了语言、特定时期词语和概念的准确含义（以及那些含义是如何改变，受到辩驳，最后被重新定义）上面。
无论如何，对于语言和概念的关注在最开始还没有被附上鲜明的理论色彩。莫里斯·基恩（Maurice Keen）、迈克尔·K. 琼斯以及西蒙·沃克（Simon Walker）就探讨过骑士精神的重要性，这种阶级概念影响着人心向背和个体行为。克里斯汀·卡彭特和泰德·鲍威尔（Ted Powell）研究了“隐含假设”，它对地主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左右着地主对于普通法的遵守和态度。而约翰·瓦茨则探究了人民对于王权的期待，以及处于英格兰政体核心的等级制度和权威性这两个概念。17然而最近学者之间产生了一套更加清楚明了的理论体系，这部分要归功于以大学英语系教师为主的研究人员逐渐将目光转移到了15世纪。托马斯·马洛里爵士（Sir Thomas Malory）的《亚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和威廉·伍斯特（William Worcester）的《贵族之书》（Boke of Noblesse）等作品已经成为了解15世纪英格兰政治文化的重要读物。同样，我们也应当认识到人文主义的重要性，学会用新的方式来阅读和理解15世纪作品，了解学者著作所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以超脱历史的眼光来审视玫瑰战争。在关于政治喋喋不休的争论中，主要是围绕着“公共利益”“下议院”和“国家政策”之类的关键话题，史学家和文学家对此都同样关注。
然而，对于语言和政治文化的兴趣与关注，还未能转化成一种崭新且成熟的认识，用以研究玫瑰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原因很简单：有了成熟的理论来了解当时的语言和政治文化后，很少有学者试图把对史料的详细研究转化为个人经历和行为的研究（麦克法兰思想的核心）。仅仅凭借本书是无法实现这个目标的，但是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试着将15世纪英格兰宽广的文化思潮同人民群众的个人经历和行为联系起来，而那个时代也恰好处于英格兰历史的变革与转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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