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兰开斯特家族的遗产：1399～1449年的英格兰

理骚乱爆发及权贵内斗方面大获成功。例如：1439年议会仲裁解决了里辛（Ruthin）的格雷勋爵（Lord Grey）与范霍普勋爵（Lord Fanhope）在贝德福德郡发生的暴力冲突；1443年议会成功化解了内维尔家族老一辈成员与年轻一代长期以来的矛盾；同年，也是在议会的干预下，邦维尔勋爵和德文郡伯爵（二人都被国王授予了康沃尔公国管家一职）之间的争吵也暂时告一段落。即使亨利六世仍然很不愿意，或者说没有能力治理好国家，以博福特红衣主教为首的主要大臣依然承诺要维护王室的权威，确保出色的统治，后来萨福克伯爵逐渐成为这其中的领导力量。前面提到的那些纠纷之所以能够成功得到调解，都可归功于国王的这些要臣所付出的努力。

然而，大约从1443年开始，事情发生了改变。一开始只是因为单纯的人事更替而非因为王室大臣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老一辈的兰开斯特王朝拥护者，例如迪普托夫特勋爵约翰（John，Lord Tiptoft）、坎特伯雷大主教亨利·奇切利（Henry Chichele）、亨格福德勋爵沃尔特（Walter, Lord Hungerford）以及重要人物红衣主教博福特，或因为去世或年事已高，都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1441年，格洛斯特公爵夫人埃莉诺·科巴姆（Eleanor Cobham）因所谓的女巫罪名而遭到逮捕，汉弗莱公爵这股政治力量被借此机会有效铲除。以萨福克伯爵为首的新集团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其下朝臣包括休德利勋爵拉尔夫·巴特勒爵士（Sir Ralph Butler，Lord Sudeley）、达德利勋爵约翰·萨顿（John Sutton，Lord Dudley）、博蒙特勋爵约翰（John，Lord Beaumont）以及詹姆斯·法因斯爵士。有趣的是，这些人不一定比亨利六世未成年时控制议会的大臣年轻，实际上，像萨福克伯爵、休德利勋爵和法因斯爵士等人在亨利五世时期和15世纪20年代对法作战时就有过出色的表现，不过他们的权力核心一直围绕着王室以及他们与国王之间所建立的良好的个人关系。这时还出现了信仰基督教的新一代朝臣，例如国王的告解神父兼索尔兹伯里主教威廉·埃斯库（William Aiscough）和亚当·莫林斯（Adam Moleyns），后者先前担任着王室大臣一职，后来在1445年早期成为掌玺大臣，次年成为奇切斯特主教（Bishop of Chichester）。这些人对国王本人忠心耿耿，而非效忠于更广泛意义上的兰开斯特王室。15世纪40年代期间，他们负责解释和执行国王的意志，在政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王朝内部和地区间都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影响力。15世纪40年代中期，政治力量逐渐开始向新的群体转移。例如在肯特郡，与博福特红衣主教和格洛斯特公爵攀上关系的人都在该郡身居高位，肯特郡东部是他们的大本营。后来詹姆斯·法因斯爵士所扶持的一批人才开始崛起，他们因此逐渐失势。这些人才大多都是律师而非士兵，他们以肯特郡西部作为大本营，大约从1443年起垄断了肯特郡内几乎所有的要职。此外，15世纪40年代晚期，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战争的走向格外引人关注，王室开支多如流水，并且债台高筑。特立独行的王室绅士托马斯·丹尼尔（Thomas Daniel）从1447年起，倚仗同国王之间的亲近关系，和诺福克公爵以及曾提拔他的萨福克伯爵在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开始发生冲突。同样地，1447年2月，詹姆斯·法因斯爵士被授予爵位，而他那年轻且无为的女婿威廉·克罗默（William Cromer）则被册封为格洛斯特公爵过去领地上的治安官。二人的擢升不禁令人怀疑法因斯在汉弗莱公爵之死中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臭名昭著的王室绅士威廉·泰尔博伊斯（William Tailboys）在林肯郡作恶，对他的调查便接踵而至。1448年，他向萨福克公爵和博蒙特子爵寻求庇护，想摆脱这些调查。这些事件都说明，在15世纪40年代后期，国王对内不能有效地管理好国家，对外又在英法战争中横插一手，进而引发了深重的灾难，那些国家执政者们要想维持国家安定有序的表象似乎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

从15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早期，以国王的名义代为掌权的人在维持地区稳定方面还是颇为明智有效的，但是王室财政收入暴跌却预示着兰开斯特王朝统治的崩溃已经初露端倪。中世纪后期，王室财政收入取决于国王的政治资本，即把贵族、骑士还有平民召集起来，在议会上说服他们以直接形式（征收平信徒补助金）或是以间接形式（征收关税，尤其是羊毛补助金）纳税。因此，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都能以征税和借款的形式筹集到大量资金，希望依靠将来的税收为他们的对外扩张计划提供资金，同时填补王室铺张浪费的资金漏洞。我们可以看到，亨利四世竭力想让议会信服他的王位合法性和统治能力，因此他在任期间，便想方设法偿还债务同时应付国防和王室的开销。奇怪的是，亨利六世在成年掌权后却未能成功向子民苛征税收用以维持政府的运作。从1429至1437年的8年时间里，议会直接纳税总计207821英镑，但是从1437至1453年，议会在17年时间里只缴纳了239950英镑的税收，而且在1450至1453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议会纳税还多有延迟。下议院对国王不再抱有任何信心。1443年，国王再次向贵族分封了兰开斯特公国的部分土地，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伊顿公学建立的基金会提供支持。从1444年起，王室每年的开销从8000英镑涨到了2.7万英镑，是以前的3倍多；到1449年，国王依旧拖欠加来驻军2万英镑军饷；同年，王室负债已经高达37.2万英镑，数额十分惊人。15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早期，国家的运作全凭国王的私人借款以及任命商业信誉良好的商人管理国家财政。但是到了1449年，国王在国家治理和财务管理上早已信用全无。诺曼底眼看着即将失守，地区骚乱此起彼伏，国库空空如也，到1449年9月国王下令要召开新一轮议会时，兰开斯特王朝已经濒临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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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9年之后的50年为玫瑰战争的爆发埋下了导火索。在那个时代，王朝的更替会带来影响久远的后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亨利四世为获得“民众”支持而四处奔走呼吁，在涉及王位及其政府的合法性时，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其中，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得到了认可。王朝更替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取决于王朝的政治资本和国王的个人能力。亨利五世征服法国，在短期内毫无疑问可以加强兰开斯特王朝的统治地位，但是这些征服同样也把英格兰拖入了与法国历时长久且代价高昂的战事中。亨利五世猝然离世，王朝内部政见一致，保证了亨利六世亲政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英格兰都维持着稳定团结的态势，从而令人忽视了存在的那些问题，但是亨利六世的缺点最终还是在财物以及政治支持方面耗尽了国王的信誉。然而亨利六世只不过是那些肆无忌惮的大臣手中的傀儡而已。如果他能有所建树，那么从1422年到1437年都能坚持下来的兰开斯特王朝完全有理由可以在15世纪40年代甚至以后的时间里继续存在下去。亨利六世确实积极出面解决过问题，尤其是在他第一次与法国达成和解的过程中，以及之后插手布列塔尼的事务等。他的想法虽并不成熟，还有些反复无常（与理查二世的残暴截然不同），但对王室报以忠诚的朝臣们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