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兰开斯特家族的遗产：1399～1449年的英格兰

瑰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认为他只是不愿意，或者更有可能是没能力履行国王的义务和责任。伯特伦·沃尔夫（Bertram Wolffe）对此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国家政权的中心，国王其实只是一个隐形人。他承认，尽管“大约从1434年起，亨利就早早对国事产生了兴趣”，但是他并未认真对待司法事务，对提携人才一事也有失审慎，最关键的一点是，他在处理英法战争事宜时，因为“执拗任性”而招致了灾难般的恶果。为了恢复和平，亨利六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的“任性举措令英格兰人在战争中取得的成果大打折扣，积累的士气严重受挫，作战准备停滞不前，战时的努力最终在失败和指责声中遗憾收场”。10这一观点反过来又遭到了约翰·瓦茨的反驳。约翰仔细罗列出中世纪后期君主的责任及其肩负的期望，称亨利六世明显没能在执政过程中扮演好任何一个角色。因此，从亨利成年掌权到1450年这段时期，国王的许多顾问，尤其是萨福克伯爵（后来的萨福克公爵）威廉·德·拉·波尔都曾试图为亨利树立一种王室权威的假象借以掩盖他的无能。然而，如果成年的国王不积极参与政事，国家是很难运作下去的，所以英法战争失败后，兰开斯特王朝陷入了一片混乱。

实际上，亨利六世在1437～1450年的统治很可能就处于瓦茨和沃尔夫所说的两个极端之间。首先，当时的人们都清楚，亨利六世并不具备像他父亲，甚至像他祖父那样的治国方略，这一点毋庸置疑。15世纪40年代流言四起，有人说国王心性幼稚，有人则说他缺乏强大君主所必备的品质。1437年，亨利六世有权提携朝臣，但是国事大部分还是由枢密院处理，特别是指挥战争的相关事宜更是如此。到了1441年，枢密院对国王形式上的控制正在逐渐削弱。3年后，枢密院试图重获朝臣的任免权未果，这也反映出枢密院私下里对国王铺张浪费和任人唯亲的做法忧虑不已。尽管如此，在亨利六世提携朝臣和彰显皇恩的举措上，我们还是能够在其中看出些许一致性。一群王室大臣尽心尽力地服侍国王，他们与亨利六世安危与共，对兰开斯特王朝和先主亨利五世忠贞不渝，亨利六世则赐予他们丰厚的奖赏作为回报。例如萨福克伯爵和詹姆斯·法因斯（1438年成为王室大臣，后来成为国王和玛格丽特王后的管家）之流便积极参与了英法战争，并且努力维护着兰开斯特王朝在法国的地位。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致力于践行国王的意愿（特别是从1444年开始，对国王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伊顿公学两所学校建立的基金会格外关注），并维护国王在各个地区的权威。亨利六世对他们的效忠一直都嘉奖不断。

然而更重要的是，有可信度非常高的证据表明，到了1445年，亨利六世开始不惜任何代价意欲同法国讲和。那时，国内达成的共识是要等到国家军事力量强大起来后才能同法国进行谈判。同年12月，亨利六世私下交出了安茹和曼恩，打破了这一共识。萨福克伯爵、约克公爵、萨默塞特公爵等人随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他们看来，兰开斯特王朝遗留下来的真正问题在于捍卫亨利五世征服法国以及维护英格兰在法国的地位，现在亨利六世政权与这一想法背道而驰，他们是否还有必要继续支持并追随他。1445年，萨福克伯爵在议会上竭力强调签订《图尔停战协议》（The Truce of Tours）以及放弃领地和头衔完全是国王自己的想法，一切都与他无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亨利六世的一意孤行在国内引起的焦虑不安。后来在1446年4月，贵族们联合起来在议会上对各阶层发表正式声明，称对于英法和解的渴求以及亨利六世与查理七世计划好的会谈都是国王自己的想法，“说是奉上帝的旨意才会如此行事，国王本人清楚，就算没有任何贵族或是百姓提出建议，他也会义无反顾地这样做”。11如此这般，亨利六世对国家日复一日的政务开始感到索然无味，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要承担加冕时被赋予的责任，他一心想与法国议和，把兰开斯特王朝带入一条崭新的道路，而道路的终点却意味着灾难。

亨利六世从小就缺少王室成员的教导，1445年他对国事的干涉又造成了惨痛的后果，这两件事给英法战争和国内政治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从15世纪30年代后期到1443年，战事支出一直来自国家向大贵族联盟（值得注意的是，格洛斯特公爵不在此列）和博福特红衣主教的借款。1439年，由博福特红衣主教和肯普大主教（Archbishop Kemp）牵头的和平谈判无果而终。同年的议会上，格洛斯特公爵对博福特红衣主教的政策又发起了一轮攻击，但是这些也没起到什么作用。1440年6月，约克公爵理查被任命为诺曼底总督，格洛斯特公爵与该职位失之交臂。1441～1442年整个时期，英格兰在诺曼底和加斯科涅的局势持续恶化，英格兰决定再发动一次远征，这次仍由博福特红衣主教提供资金支持。然而，博福特红衣主教坚持让他无能的侄子萨默塞特公爵约翰担任军队统帅，结果这次出征堪比那次对曼恩的小儿科般的劫掠，约翰公爵因此未能乘此机会为自己在法国谋到一席之地。这次远征就是一场灾难，博福特家族也因此败坏了名声，指责他们是为了私利和贪欲才出征的声音连连不断。1444年7月，英法签订了《图尔停战协议》，在目前王室财政状况已经不堪重负的情况下，给英格兰带来了难得的喘息机会。但是，亨利六世在次年却再生事端，令英格兰本已岌岌可危的形势变得更加一发不可收拾，随时都有陷入重大灾难的可能。1446年，亨利儿时的伙伴吉勒斯（Gilles），即布列塔尼公爵弗朗西斯（Francis，Duck of Brittany）的弟弟，宣称自己才是应该继承公爵爵位之人，亨利六世也对此表示支持。这让驻守在曼恩的英格兰军队与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的封臣弗朗西斯公爵之间爆发了严重的冲突。或许是为了封住格洛斯特公爵之口，令其不再批评指责王室的政策，1447年2月，他在伯里（Bury）议会上被抓之后在监禁中死去。然而，贵族们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国王，约克公爵、萨福克伯爵和法因斯（后来被封为塞伊和塞里勋爵）等人因为汉弗莱公爵的倒台而收获了巨大的利益。然而，亨利六世妄加干涉布列塔尼政治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1449年3月，英格兰公然违背休战协议，攻占了布列塔尼的富热尔堡垒（fortress of Fougères）。同年7月，查理七世召集了一支军队打算夺回诺曼底公国。

如果说15世纪40年代英格兰在法国的战事是一段凄惨的历史，那么记录中显示的亨利六世同时期在英格兰的统治则好得出奇。虽然毋庸置疑的是“国王受到整个王室的统治，而非国王在统治王室”，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在那十年就该陷入内讧和地区骚乱。12史学家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以萨福克伯爵为首的“王室内部成员拉帮结派”，不断榨取国家财富并打压地方权贵联盟的势力和影响力，同时还给王室司法及人事任免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常被拿出来说明这一观点的证据是：身份显赫的大臣们搜刮了巨额补助金，谋取了大量官职，1450年关于贪污与失职的指控层出不穷，书写了帕斯顿信札的帕斯顿家族成员异军突起，走向辉煌。尽管如此，显然在亨利六世成年掌权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贵族间的和谐确保了国家的稳定，至少在亨利六世掌权初期，国家依旧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中。1437年，首要的贵族成员获封得到了兰开斯特公国各地的管辖权，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表明他们已经接受了国王的各种缺点。此外，15世纪40年代，议会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