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战争与社会：战争的苦果

灾难性的溃败的确让那些为亨利六世而战的贵族们伤亡惨重。像诺森伯兰郡绅士约翰·贝雷（John Bere）这样的内维尔家族的家臣们，以及像伯特伦和托马斯·克拉克肯索普爵士（Sir Thomas Crackenthorpe，此人可能是在开战前一晚才被诺森伯兰伯爵授以爵位的）这样的珀西家族的家臣们，都在韦克菲尔德战役和陶顿战役中与他们的领主们一起战死沙场。战争结束后又有42位兰开斯特派骑士和绅士被处死。约克派贵族的伤亡人数明显要少得多，战死的约克派贵族中最有名望的是肯特郡绅士罗伯特·霍恩（Robert Horne）。但是，有相当一批骑士和绅士明显站在了爱德华四世一方。像约翰·霍华德（即后来的诺福克公爵）、威廉·黑斯廷斯、沃尔特·布朗特（Walter Blount）以及汉弗莱·斯塔福德这几个人是在约克派一方被授以爵位的。1459～1461年间，在战场服役是爱德华四世的家臣们和约克派执政时期的英格兰政治精英们的共同思路。我们不应该低估那些年间的内战，特别是从韦克菲尔德战役到陶顿战役这段历史时期内的战争所造成的冲击和创伤。根据当时的编年史数据，1461年棕榈主日那天死亡的人数在2.8万人至3.8万人之间。虽然这个数字有些夸大，但是这样的表述也称得上是一种修辞的手段，其目的在于突出强调编年史作者对于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所怀有的深深的恐惧感。

像托马斯·史密斯等都铎王朝的评论家们宣称，玫瑰战争大大削弱了英格兰贵族阶层。这种说法可能要比我们的推测更接近当时的真实情况。1459～1461年的战争创伤一直到16世纪时仍然存在于整个民族的意识当中。流血战争一直持续到1464年的赫克瑟姆战役中兰开斯特派最后一位坚定分子被打败。战争的冲击创伤和流血牺牲或许有助于说服贵族阶层中的很多人在1469年战争又一次爆发时选择了远离政治。兰德教授的数据提供了更有启发性的对比。在1469～1470年间，只有4位贵族为沃里克伯爵而战（牛津伯爵、菲茨休勋爵、博尔顿和维罗毕勋爵斯克罗普以及韦尔斯勋爵）；而只有7位贵族加入到了国王的阵营（德文郡伯爵、彭布鲁克伯爵、里弗斯伯爵、诺森伯兰伯爵、阿伦德尔伯爵、黑斯廷斯勋爵和奥格尔勋爵）。伍斯特伯爵约翰·迪普托夫特也于1470年被沃里克伯爵下令处死。1471年只有18位贵族（兰开斯特派10位，约克派8位）参加了巴尼特战役和图克斯伯里战役。实际上，很多参加1471年战争的贵族别无选择：就像其昔日的政敌萨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一样，沃里克伯爵是为了个人存亡而战，而爱德华四世的拥护者黑斯廷斯勋爵或其弟格洛斯特公爵也是如此。然而，很多其他贵族觉得自己可以安坐家中保持中立。根据兰德的观点，这种漠不关心的政治态度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爱德华四世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尤其是他对妻子伍德维尔家族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偏袒和恩泽，以及对沃里克伯爵相当苛刻的对待。然而，贵族“引人注目地”远离政治的原因并不全都在于此。9

这种远离政治的现象在1485年就开始非常明显了。在博斯沃思战役中，只有6位贵族明确地为理查三世而战，可能还有另外6位贵族当时也在战场。那些曾经受到理查三世任命恩惠的贵族（比如博尔顿的斯克罗普勋爵）或那些刚刚被他保留下来的贵族（比如格洛斯特公爵）和此前被他保留下来的贵族（比如诺森伯兰伯爵），甚至都没有进入战场为他而战。议会中的贵族当时到战场支持国王的人数还不到议会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支持亨利·都铎作战的贵族人数给人的印象则更淡薄：他的叔叔、流亡中的牛津伯爵贾斯伯，贝德福德公爵约翰以及韦尔斯勋爵，可能还有斯坦利勋爵托马斯（尽管由他的兄弟威廉率领的斯坦利家族军队被证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487年，在斯托克战役中支持亨利七世的贵族情况略好一些：贝德福德公爵、德文郡伯爵、肯特伯爵、牛津伯爵、什鲁斯伯里伯爵、莱尔子爵（Viscount Lisle）以及4至9位男爵。在叛乱者阵营中出现的贵族有林肯伯爵、弗朗西斯伯爵、洛威尔子爵，可能还有久经战阵的斯克罗普勋爵。这仍然说明英格兰的大部分贵族都保持了中立，那么是否也意味着15世纪末的贵族的这种情况代表了当时整个上层社会无论是在内战中，还是在针对苏格兰或法国的对外战争中，都没有热情或能力扮演积极角色了呢？如果认为这种远离政治的现象是贵族或整个上层社会不好战态度的证明，那么就产生了认识上的错误。直至16世纪，军事理想都在贵族的概念中被很好地定义，而且直至15世纪末，为君主上战场作战依然被人们看作是贵族在为君主效力过程中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1475年爱德华四世远征法国时，有23位贵族愿意担任远征军各分支军队的统帅；而1492年跟随亨利七世远征博洛尼（Boulogne）的贵族有8位伯爵、1位子爵和16位勋爵。到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贵族参与战争人数比例甚至更高：1513年，23位贵族追随国王到法国作战，另有3位贵族则各自派出自己的长子作为代表参战，还有1位贵族参加了海上作战，9位贵族则在对抗苏格兰的战场上。

虽然无法用准确数字来判断，但轶事证据能够表明一点，即在玫瑰战争1461年之后的阶段中，贵族参战并战死的可能性也减少了。麦克法兰指出了贵族们可以做选择的程度，要做到驱使自己的家臣违心地参加战斗，即使是最有权势的领主也缺乏相应的手段。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了像亨利·弗侬爵士一类的人有效地拒绝了领主要求自己上战场作战的命令，其他人则采取了更加委婉的方式来使自己处于战争冲突之外。当科得诺尔（Codnor）的格雷勋爵亨利（此人在陶顿战役中身处兰开斯特派阵营）1464年与爱德华四世的内臣黑斯廷斯勋爵签订契约时，他同意在和平和战争时都服务于黑斯廷斯勋爵，但不含后者对国王、克拉伦斯公爵乔治以及托马斯·伯格爵士的义务。马尔科姆·梅瑟近来提出，大多数贵族都“两面讨好”，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他们则变得越来越不愿意站到任何一方。10一种可能的情况或许是，在15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贵族把个人的安危置于任何政治原则或对领主和朝廷的效忠之前来优先考虑。例如，威廉·凯茨比爵士不仅曾是亨利六世的王室成员，而且曾在北安普顿战役和陶顿战役中为兰开斯特派战斗过。他被爱德华四世的第一届议会剥夺了财产权和公民权，被迫流亡在外。然而，他很快得到了赦免，并依附于沃里克伯爵（其母亲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可能在凯茨比被赦免过程中帮了他的忙）。沃里克的贵族身份或许在凯茨比获得有争议的采邑中起到了作用。1470年，后者在国王复辟期间被任命为北安普顿郡治安官。然而，凯茨比在1461年的经历可能导致了他面对重新爆发的战争采取了一种更为谨慎的方式，他并没有在巴尼特战役或图克斯伯里战役中为约克王朝而战斗，并最终于1479年得以善终。

很明显，在1461年之后，政治精英们逐渐地远离了武装政治冲突。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

在15世纪60年代，爱德华四世对他的亲戚伍德维尔家族的人的提拔或许是其重要原因，而到了70年代又或许是因为爱德华四世操控法律使5个贵族家族的爵位继承人失去了继承权。个人的处境或许可以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不愿意参与武装冲突。第二任威斯特摩兰伯爵拉尔夫·内维尔可能由于某种精神疾病而在玫瑰战争中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尽管在第二次圣奥尔本斯战役中他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