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战争与社会：战争的苦果

圣奥尔本斯战役。1470年9月，为了回应爱德华四世号召他们为“保卫他本人”而提供士兵的一封盖章信函，该城镇的居民又聚集了20名士兵。1460年考文垂派人支持亨利六世，但第二年2月该镇民众又转变了立场，并为约克派在圣奥尔本斯战役中的战斗提供作战人员；3月，该镇有100名人员在陶顿战役中与爱德华四世并肩作战。然而，这并不是考文垂出兵支持内战的结束，6月，又有40名来自该镇的士兵北上帮助沃里克伯爵镇压兰开斯特派的叛乱。在1469～1471年间爆发的“第二次战争”期间，考文垂派出人员加入到沃里克伯爵阵中参加1470年3月爆发的格兰瑟姆战役（Battle of Grantham）。不过，他们效忠沃里克伯爵的时间不长。第二个月，他们派了40人跟随爱德华四世进军西南地区，8月又再次派出40人到诺丁汉。1471年2月考文垂总督聚集了40人，表面上是要跟随沃里克伯爵去佛兰德，但他们却被用来阻止爱德华四世在约克郡登陆，这些人正是跟随沃里克伯爵在巴尼特战役中并肩作战的20名步兵和20名骑兵。沃里克伯爵的战败对于考文垂的居民来说意味着一场危机的到来，他们很快便又集合了一支新的军队来回应爱德华四世的召唤。2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没有证据显示考文垂派兵到博斯沃思战役支持理查三世作战。更小一些的城镇也为玫瑰战争贡献了兵力：例如肯特郡的港口城镇利德（Lydd），就曾经派兵支持约克派在北安普顿战役、圣奥尔本斯战役以及陶顿战役中作战。

在玫瑰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城镇派出的小支军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些城镇居民却在支持约克派或兰开斯特派的过程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460年12月，赫尔城的市长理查·安森（Richard Anson）在韦克菲尔德战役中与约克公爵一起被杀，不过他的同镇同胞们并未对他的死表示出同情之心且仍然忠于兰开斯特家族。与此类似，坎特伯雷市长尼古拉斯·方特（Nicholas Faunte）因忠于沃里克伯爵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于他参与了法康堡叛乱，所以1471年5月在爱德华四世亲自监督下，他在该市的黄油市场被处死。有时候，城镇精英们发现他们自己是与战争有关的暴力事件的不情愿的受害者。1454年5月，约克市长托马斯·尼尔森（Thomas Nelson）锒铛入狱，并且被埃格雷蒙特勋爵托马斯·珀西和埃克塞特公爵亨利·霍兰德的部下痛打。他们是在反对约克公爵及其内维尔同盟的摄政政府而进行的叛乱期间进入约克镇的。然而，更常见的是，玫瑰战争的战斗导致政治上的混乱和对那些支持了错误的一派的人的指责和反唇相讥。在理查·安森死后，赫尔城市长一职便一度空缺。1461年3月，该镇民众极力向获得胜利的爱德华四世宣示忠心，他们驱逐了那些同情兰开斯特派的人，并且骑马跑到约克向新国王表示臣服。战争的余波也使某些人开始乘机解决个人的恩怨。对于比弗利镇（Beverley）的布商约翰·雷迪沙姆（John Reddisham）的遭遇人们只能报以同情。1460年末，雷迪沙姆接到了兰开斯特派发来的要求在他的镇进行征兵的一纸命令。在另一位同镇人约翰·纽波特（John Newport）的建议下，他欲把这个征兵令呈递给沃里克伯爵的兄弟托马斯·内维尔爵士。纽波特主动提出他要亲自把征兵令递交内维尔，但是由于他急于获得属于雷迪沙姆的财产，转而直接去找了诺森伯兰伯爵，使不幸的雷迪沙姆因叛国罪而锒铛入狱。

然而，与死亡和被囚禁这些真正的危险相比，更具显著影响的是由劫掠性的军队、反叛的臣民以及外国侵略者所带来的财产方面的破坏，以及对城镇经济的干扰。在整个玫瑰战争期间这种恐惧于城市社会中弥漫着。1450年，坎特伯雷居民增加了一个守卫哨位，购置了火炮来防卫他们的城市，以对抗凯德的叛军。而对于伦敦的编年史作者们来说，叛乱者对该城市带来的毁坏变成了兰开斯特政权统治失败的代名词。整个15世纪50年代，由于感到整个国家的政治危机加剧，所以很多城镇都增加了守卫，购置了新的枪支和其他武器，重新修缮和翻新了城墙。在1458年“爱心日”归于失败之后，这些谨慎的防御措施似乎开始加快步伐。那年夏天伦敦市实施了宵禁，并组织了500人对在城外宿营的贵族扈从们进行防范。这种不安之感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都存在：5月，索尔兹伯里市参议员命令所有年龄在16岁至60岁的男性集合，并为仲夏的城市守卫工作做出防御性部署。当1459年冲突公开爆发时，很多城镇都增强了自己的防御措施。亨格福德勋爵罗伯特·莫林斯（Robert Moleyns）于1460年初访问了坎特伯雷，并视察了该市的防御状况。1459年10月，赫尔城的居民们临时决定增加一个永久性的守卫岗，并于次年11月在海港安置了一根大铁链，以阻止约克派勋爵从那里登陆，进一步增强了该市的防御。此外，他们还购置了枪支来增强城墙的防御力量。掠夺成性的兰开斯特军队在1460年冬至1461年1月给很多中部和南部的城市造成了极大恐慌。这对于说服考文垂居民转而去效忠约克派勋爵很关键，也是伦敦居民在2月拒绝兰开斯特军队进入伦敦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关于玛格丽特王后的北方军队在1461年2月所造成损害的记录有些夸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北路沿途各镇均遭受到劫掠和不同程度的损毁。1470～1471年同样的恐惧再次袭来。在坎特伯雷，为了使法康堡的巴斯塔德手下的两名军官昆特（Quynt）和洛夫雷斯（Lovelace）及其所带领的军队留在城外，该镇的居民还向他们支付了钱财来买通他们。类似地，无论是购置枪支还是派出打探消息和新闻的骑手的紧张活动，都证明了那些年考文垂民众的担忧之心。

战争给城镇居民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可能是在他们的钱袋方面。虽然15世纪50年代的国家税赋明显减少了，而且整个60、70年代只是略有增加，但是玫瑰战争期间，地方性税收的征收频率和数额却极大地增加了。中世纪晚期城市政治社会发展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地方税收系统的发展，而且它往往依据的是为议会拨款金额的征收而做的评估金额。14世纪晚期，由于普通居民对地方寡头统治者强加给他们负担感到不满，围绕着地方税收而形成的争议在好几个英格兰主要城镇中出现了。这些地方性的争端反映出13世纪90年代和14世纪40年代国家层面的大危机，并且争端围绕的问题是税收的征收和开支是否得到了社区的同意及是否为了公众的利益。然而，在整个玫瑰战争期间，各城镇面临着清晰明确而又迫在眉睫的危险。城镇居民们感到自己面临着增强城镇防御以及对外提供给养以确保他们所在社区的安全的压力。同样，城镇的寡头统治者们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对领主的要求则略次之）王室对他们提出的兵力要求，以免他们在战争胜利或失败时失去自己的政治权力。

保存完好的考文垂和赫尔城的相关历史记录再一次反映了玫瑰战争期间，整个王国范围内城镇寡头统治者在扩大自己对城镇同胞们征税的权力方面的广泛性成功。1460年7月5日，赫尔城的市长、市参议员以及民众在市政厅集会，会议决定向国王提供13名士兵。该城同意负担这些士兵的军饷，这样做的同时也获准向其民众征收相等于议会税收十分之一金额一半的税收（约32英镑），这个金额超出了13名士兵的军饷所需的数目。同一年稍晚些时候，全镇范围内民众评估后出资设置了港口上的一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