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战争与社会：战争的苦果

持时所遇到的困难：征兵令动员人们的速度很慢，而国王的大臣们在集结自己的军队时也同样行动迟缓。波利多尔·维吉尔断言，战前理查三世的军队中逃跑的士兵非常多。古德曼（Goodman）提出，8月进行的一场战役非常不受人们欢迎，因为这个月正是收割庄稼的时节。但是，假如事实真是这样，那么它就进一步凸显了民众远离政治的现象。16如果说王室军队在人数方面非常少，那么亨利·都铎的处境相比之下就更加糟糕了。自他从米尔福德港开始行军以来，几乎没有人来积极地加入到他的队伍当中，而他想要争取斯坦利家族支持的企图也没有得到对方任何坚定的承诺。在这种局面之下，亨利·都铎被迫依靠他带来的一小队重骑兵，这些重骑兵从1483年开始就一直追随他流亡在外。此外，亨利·都铎还要依靠大约1000名法国雇佣兵。另一方面，理查三世主要凭借他家族的军事力量以及诺福克公爵带来的队伍。威廉·斯坦利爵士的介入便决定了战役的胜负，这说明博斯沃思战役规模真的非常之小。在玫瑰战争最关键的这场战役中，双方参战的总人数最多也不过1万。

对于很多平民来说，为了政治原则或出于对王室或领主的个人效忠而去参加作战甚至于牺牲自己，是玫瑰战争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然而，15世纪英格兰政治上的动荡也造成了其他形式暴力事件的增多。换言之，在内战的掩盖之下，个人之间开始了相互仇杀，随意实施暴力行为。1472年的议会承认了战争对社会造成的不稳定影响。罗彻斯特主教理查·阿尔考克在议会开幕时的发言中提出，尽管“为这片土地带来长期动荡和苦难的”亨利六世如今已经死去，但是“巨大的伤痛和致命的伤口”仍然存在，大量“暴乱的民众”仍然在实施抢劫，压迫着民众。17议员们也把关注点放在了近期发生的各种声名狼藉的事件上，例如康沃尔郡的约翰·格林（John Glyn）遭谋杀事件，约克郡的理查·威廉姆逊（Richard Willamson）遭谋杀事件以及格洛斯特郡的塔波特和伯克利争端事件。尽管某种程度上暴力事件在中世纪末期的英格兰很常见，但1450年以来，明显出现的政治动荡为解释犯罪和骚乱提供了一个新背景。社会上一些知名人士，例如1450年1月奇切斯特主教莫林斯，或者1455年英格兰西南部律师尼古拉斯·拉德福德被谋杀的事件，被人们看作王室统治失败的征兆和内部政治冲突的残酷体现。

内战也为了结私人恩怨披上了一层合法外衣。1460年7月，约翰·斯塔福德残忍地谋杀了威廉·鲁西爵士（Sir William Lucy）。若非此事发生时正值北安普顿战役期间，约翰·斯塔福德很难逃过应有的惩罚。斯塔福德似乎觊觎着鲁西年轻的妻子玛格丽特。在谋杀了鲁西之后，斯塔福德终于得到了玛格丽特。然而，斯塔福德并没有长时间地享受到这位新妻子带给他的欢愉，因为他在第二年3月爆发的陶顿战役中战死于沙场。在政治动乱这个合理外衣的掩盖下，了结个人世仇和使用武力来争夺财产的现象频频发生。1470年时的林肯郡便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前一年爆发的约克郡叛乱造成了当地统治秩序的崩溃。于是，韦尔斯勋爵理查便有机会使用暴力手段去解决自己与盖恩斯伯勒的托马斯·伯格爵士之间所存在的争端了。罗宾·斯托里（Robin Storey）认为内战的起因是贵族之间存在的暴力争端，而这些暴力争端又体现出亨利六世统治上的无能。18虽然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都已经不再相信贵族暴力争端和内战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偶然性联系，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当时有一些人利用内战的爆发来谋求达到个人的目的，内战和民众聚居地的暴力动乱之间的联系在议会和当时的历史记录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战争带来的影响：城镇


从同时代的意大利或低地国家的标准来看，英格兰并不能称得上一个城市化比较突出的国家。15世纪中期时，伦敦人口大约为4万人，是英格兰当时最大的城市。伦敦在财富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显得非常独特。总人口接近5000人的郡只有诺维奇郡（Norwich）、约克郡和布里斯托郡，大多数郡的首府人口都在两三千人左右。当然，当时还存在着几十个集市镇。其中有一些集市镇是经过特许成立的，而其他大多数集市镇都属于庄园自治镇。这些集市镇的总人口范围分布可以从规模稍大一些的镇的1000多人（比如特伦特河畔纽瓦克），到仅有几百名居民的小镇。然而，从中心城市到所有村庄的距离全部不超过一天的骑马行程。城镇在中世纪末期英格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不过，15世纪对于英格兰城镇来说却属于危机时刻。海外贸易、国内经济和环境因素方面出现的变化，以及瘟疫和其他流行性疾病的频繁暴发再加上伦敦的发展扩张，这些因素促使英格兰郡一级首府城市在人口规模和财富方面均出现下滑。有的郡一级首府的人口规模和财富在15世纪时还出现了严重下滑，例如考文垂和桑威治。约克市民在该世纪末时所表达的这种情绪，即“你所说的城市目前人口数量已经不到从前的一半了”，将会得到绝大多数城镇居民的认同。19

不过，城市历史学家们几乎没有人认为玫瑰战争对英格兰的城镇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新近出版的《剑桥英国城市历史》（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一书的作者们提出，大多数城镇的统治者都在致力于使本地最小限度地参与内战，避免投身到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成功地从政治争端中保持中立，并且缓和普遍的城镇衰退潮流所带来的影响。如果这种观点属实，那么这将与14世纪很多英格兰城镇的经历有着重大的偏离。在塑造城市精英和王室之间以及英格兰城镇的统治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上，与苏格兰和法国战争的需求（人员、资金和战船）起着主要作用。与此类似，在都铎王朝早期，战争在巩固城镇/王室关系和加强寡头政治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玫瑰战争对很多的城镇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方式也许更为复杂和细微。约克的居民们为了从亨利七世那里得到财务方面的援助，大致列举了近期爆发的内战对他们的社区所造成的影响。他们一直以来总是时刻准备着为国王服役（无论谁做国王），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成本，不仅送本镇的大批预备武装人员参加了韦克菲尔德战役，去为他（亨利六世）服务，而且后来还为当时的王后陛下和他们的儿子——著名的爱德华王子输送了预备武装人员到圣奥尔本斯战役的战场上，来帮助他们至高无上的君主”，在“惨烈的陶尔顿（陶顿）战场，那个地方也称作帕尔梅斯顿·菲尔德，你所说的城市因为一个人的叛变而付出了代价，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杀或遭到流放”。他们1471年没有能够支持爱德华四世，这令他很不高兴，并撤销了王室对他们的资助，这种情况直到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当政时才得到补救。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导致他们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增大，因为他们又支持了理查对苏格兰作战以及理查1483年谋求篡位的斗争。如今，当新国王造访该城市时，当地的市民们以内战对他们造成的影响为托词，在免除旧债务和征收新赋税的问题上寻求王室的支持。20

整个玫瑰战争期间，英格兰各城镇面临着频繁的士兵需求。约克作为整个王国最大的城镇之一，可能所得到的征兵命令最多，但英格兰每个城镇可能都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自己的民众对战斗的参与。赫尔城派出了13人参加了北安普顿战役，第二年又派出了一小支军队参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