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罗洛与诺曼底

在都得到了当时国王的承认。此外，古币证据说明在鲁昂以及诺曼底的其他地方的造币厂继续存在，并且卡洛林王朝的货币铸造模型被罗洛以及他的子孙们一直沿用。47

提出“中断性”理论（discontinuity）的代表人物是瑟尔。她认为在签订《圣克莱尔·埃普特条约》时，诺曼底已经没有了卡洛林王朝的官员或贵族存在，这就有力地反驳了那种认为罗洛和他的子孙沿用卡洛林制度的说法；当时诺曼底民间也不会有人具有这方面的知识，或者能够运作这些属于卡洛林王朝的制度和机构。因此，诺曼人肯定抛弃了卡洛林王朝的那套做法，他们是从根本上中断了10世纪政治环境的延续性。在瑟尔看来，诺曼底的出现是法兰克国王绝不愿意看到的事物，因为它是欺诈和暴力的产物。但是，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我们仍然可在“糊涂”查理至迟于905年发布的宪章里面找到蛛丝马迹，推断出当时在诺曼底存在类似卡洛林王朝的管理机构。据记载，911年是签订《圣克莱尔·埃普特条约》的日期。但如果在此之前，罗洛就在诺曼底活动了很长一段时间；此外，记载中还有一个大主教也参与了条约的协商过程，并主持了罗洛的皈依仪式。所有这些事实加在一起，肯定会动摇我们对“完全中断”理论（complete rupture）的信心。但瑟尔的多数论点还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诺曼人与斯堪的纳维亚之间存在着持久的联系纽带（这将在本文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讨论），二是假定他们之间存在亲缘关系。

当然，如果主张诺曼人是直接继承并延续卡洛林王朝的制度机构，就相当于贬低了他们作为一支强大力量对法兰克产生的影响作用。我们还得考虑瑟尔提出的这个观点，即法兰克国王绝不愿意看到在自己的家门口出现一个事实上完全独立的诺曼底公国。我们在罗洛以及他的后裔的发家史中，可以看到他们具有的一种残酷的能力：善于抓住一切机会，在像杜多那样的历史学家的支持和协助下，创造出一段可以把自己的剥削合法化的历史，并使其被境内的子民以及周边的政治伙伴们所熟悉和认可。此外，瑟尔的想法在这一点上显然是正确的，即她认为诺曼底的建立不是成心之作，而可能只是为了应付维京人不断侵扰的临时解决方案。但瑟尔的观点在另一方面走得太远，这就是她小瞧了在诺曼底的制度、法律和习俗的产生应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在1066年之后得到了加速发展，因为当时的“征服者”威廉以及他的继任者们不得不学会如何一边作英格兰国王，一边管理好诺曼底。所以，正如琼·邓巴宾（Jean Dunbabin）在总结法兰克王国后期在卡洛林国王统治之下的整体情况时所认为的那样，我们从诺曼底建立的历史中应当看出它是一系列即兴创作的产物，它的出现是为了临时应对这样的情形，即原以为是国王无偿赐封的土地，其实背后还隐藏着很多来自罗洛及其追随者们的武力和胁迫。48



从异教入侵者到基督教贵族


圣康坦的杜多在自己史书的末尾描绘了位于费康的公爵宫殿和宗教社区。这个宫殿最初由“长剑”威廉所修建，后来遭到维京人的毁坏，于是理查一世将其重建为供基督教士居住的宗教社区，后来还在这儿修建了一座本笃会修道院。49杜多以此给罗洛的迁徙故事画上了句号，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教诺曼族人（Christian gens Normannorum）已经在福地（promised land）安居乐业。此处找到的考古证据以及杜多在书中对理查一世的颂扬，提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线索，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这些伯爵是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又是如何被他人看待的。 杜多用马太福音中关于“八福”注10的描述来列举一个优秀的统治者应当具有的品质。在他看来，这些品质在理查一世身上完美地体现了出来。杜多强调了理查一世的虔诚和对教会的捐赠，以及他希望死后埋在教堂外面所表现出来的谦逊。杜多用拉丁文“tumulus”（冢）来指代理查一世的墓地，但瑟尔认为“tumulus”这个词表示的是一种和理查一世的维京祖先完全一样的丧葬土墩。50这个例子再次说明理查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诺曼人，也是神意学说——诺曼人要完成上帝在人间的旨意——在这个故事中的高潮部分。但如果我们去查看一下考古证据，就会得到一种不同的解释。我们主要是从20世纪70至80年代安妮·勒努（Annie Renoux）的考古发掘中得知公爵宫殿的布局模样。和其他公爵领地一样，费康的建筑开始也是修建成一种加固型的封闭结构，并且最初的建筑使用木材，后来才改用石料。虽然现存的大厅是从12世纪开始修建的，但它的下面还有一种更古老并且采用了不同对齐方式的石料结构，应当建于理查一世统治时期。此外，在离它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幢大型的木质建筑。勒努认为，这样的复合结构并未采取斯堪的纳维亚的建筑形式，而是和早期的卡洛林别墅或盎格鲁-撒克逊宫殿的建筑风格非常接近。51这样看来，理查一世是想凸显一种与当时强大的法兰克政治背景相一致的身份特征。此外，费康还是一个战略要地。由于它地处海岸，自然成为一个理想场所，既可以和斯堪的纳维亚保持联系，又可以把这些联系向英格兰发展。因此，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诺曼人具有罗洛梦境中所预示的那种混合身份：10世纪末期的诺曼人既不能说是法兰克人，也不能说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而只能说是诺曼人。他们能够在杜多所熟悉的政治背景中周旋，同时仍能和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保持着联系的纽带。



图1-3　费康修道院的教堂。现存的建筑建于12世纪，教堂的西大门则建于中世纪之后。



图1-4　费康的公爵领地遗迹，可追溯至12世纪。

到了理查一世统治末期，人们心目中出现了一个可以区分为诺曼底的地方，尽管当时公爵的权力在诺曼底西部影响有限，并且诺曼底的其他边界也还不稳固且容易被人打破。杜多在作品中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位公爵——他虽然没被法兰克贵族完全承认，但也为他们所逐渐熟悉和习惯。到了这个诺曼底公爵的统治末期，这些法兰克贵族对他的存在已经不再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这时他对诺曼底的占有和统治已经变得既合理又合法。但杜多的记载与诺曼人缓慢而又零散的西进过程相抵触，并且也不能解释出现危机时，公爵的权威会受到挑战和压制。于是历史学家们提出了两种理论来解释诺曼底的早期殖民情况：一是杜多提出的观点，即认为诺曼底是在罗洛统治时期就创建出来的一块显著的领地；二是诺曼底是诞生于一种渐进而又艰难的过程，这种观点可以从10世纪晚期以来关于公爵事迹的记录、弗洛多阿德编写的史书以及实物证据中反映出来。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但理查一世还是从父亲的早逝以及当年自己势单力薄的险境中挺了过来。并且，正是在理查一世的统治中，我们开始见证诺曼底经历的一系列发展，这些发展在他的儿子理查二世统治时期得以持续，最终使诺曼底成为11世纪的一个强大公国。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继续讨论。他们的家族要么通过联姻，要么通过在边境被授予土地的方式，最终在诺曼底的重要地方都有分布，这就开始不断加强和巩固诺曼底公爵在诺曼底的各个地方，甚至包括离鲁昂很远的地方的权威（这将在第四章进行讨论）。理查一世还把自己的儿子罗伯特任命为鲁昂的大主教。罗伯特很有能力，他在诺曼底公国四处都重建了可以为世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