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诺曼人与诺曼社会

间记载的。吉尔伯特当时已经是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院长，但之前曾是勒贝克的一名修士。除了描写伊尔林如何逐渐皈依修道院的生活，吉尔伯特还提到他在“宽宏者”罗贝尔统治时期曾为布里奥讷伯爵吉尔伯特效力。于是，除了要在伯爵的宫廷露面和参加军事活动之外，伊尔林还在必要的时候，担任吉尔伯特和罗伯特公爵之间的信使。例如，他曾提起一份诉讼：

由于他的一个同乡遭受了足以导致灭亡的重大损失，吉尔伯特伯爵给伊尔林分派了一个任务，让他到诺曼底公爵罗伯特那儿去讨个说法，因为罗伯特在这件事上的任何表态都关系重大，同时他还让伊尔林对涉及此案的当事人提出控告。27

吉尔伯特·克里斯平之所以记载这个故事，并非因为他对封建土地租期的复杂性感兴趣，而是因为伊尔林后来拒绝提起不公正的诉讼，表明了他宁愿不完成伯爵交代的任务，也要向上帝保持忠心。从上面这个零散的叙述中，我们看出11世纪诺曼底的土地租期的确切情况显然是富于变化、难以捉摸的。

在英格兰，诺曼征服引起全国上下的土地所有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英格兰贵族和骑士们的土地被剥夺了，转而赐给了威廉的追随者们。28这个过程在《末日审判书》中有迹可循，因为在1085年，威廉为了搞清楚自己统治下的土地和财富而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调查运动，然后根据统计结果编制了此书。正如罗宾·弗莱明（Robin Fleming）指出的那样，威廉把大块的盎格鲁-撒克逊地产进行了分解，然后重新分配，结果王室领地——国王直接控制的土地——较先前大为增加。29以前在爱德华国王统治期间，戈德温家族是最大的地主，拥有的土地比国王都多。但1066年哈罗德死于巴特尔战场，这就意味着威廉不但夺取了他的王位，还占有了他的土地。根据布赖恩·戈尔丁的统计，那时的王室领地面积是1065年时的两倍。30

1066年许多贵族战死沙场，意味着威廉手里控制了大量土地，可以立刻重新分配给自己的手下。其中有些人是他自己的家族成员，比如巴约主教奥多分到了肯特的土地，而莫尔坦伯爵罗伯特，他的主要地产集中在康沃尔郡，也分到了苏塞克斯和哈福德郡。其他分到土地的个人也是在诺曼底就有偌大的家产，但像罗杰·德·莫布雷（Roger de Mowbray）和威廉·德·布里尤兹（William de Briouze）等一些人则出身贫寒，由于在征服战役中表现突出才获得晋升。31此外，我们还有必要指出，不是所有新出现的地主都是诺曼人。1066年，威廉的军队中拥有包括来自布列塔尼、阿基坦、曼恩和佛兰德的士兵，他们也获得了封赏，其中特别是伯爵艾伦，他获得了北约克郡的里士满。但是，也有一些英格兰贵族在征服战争之后保住了自己的地产，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埃德温伯爵（Earls Edwin）、莫卡（Morcar）和瓦尔塞奥夫（Waltheof），虽然后来在发生多次叛乱并且在这些人死亡之后，他们的土地也被分给了别人。相比之下，1066年之后，那些中等贵族更能保住自己的土地，这些人中就包括英格兰的领主，或者说是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战斗人员。在英格兰， 若想获得大乡绅注20地位，除了参加军事服务之外， 还必须持有特定面积的土地——至少5海蒂斯注21。因此，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相应面积的土地，那他就不能成为大乡绅。32此外，虽然很多英格兰人继续持有土地，但他们持有土地的条件在威廉国王统治期间不断恶化。

关于诺曼征服之后，人们持有土地的方式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争论，他们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关于骑士服役（knight service）和它在实际生活中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场争议最初是J. H.朗德（J. H. Round）提出的，他认为威廉创立了一种配额供给士兵口粮的制度，这个制度和以前英格兰大乡绅——即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战斗人员——的组织和装备方式几乎没有关联。33朗德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于，他本来使用的是源于公元12世纪的证据，但又用它分析公元11世纪的情况。就像诺曼底的情况一样，记载英格兰军事服务的资料零散、模糊，并且大多数是关于士兵从修道院地产中获得的粮食供应，几乎找不到记载持有土地的世俗人员该怎样供给士兵粮食的资料。但12世纪记载兵役的文献逐渐增多，我们得以更清晰地了解这个现象，而这个过程也是从1066年之后开始的。和这个现象也有可能同时发生的是诺曼底通过诸如1133年的“巴约宣誓调查”（Bayeux Inquest）等公文，对这方面的类似安排做出了清晰的规定。总之，由于诺曼征服以及随后需要保卫英吉利海峡两岸土地的现实需要，逐渐出现了更多的规定，用于阐明兵役的具体内容。34

不过，刚到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面临的情况又不一样。虽然在11世纪晚期，罗伯特·吉斯卡尔和他的直系亲人可能是最有权势的诺曼统治者，但当时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人物不容忽视，其中包括在萨勒诺的普瑞恩瑟培特的罗伯特（Robert of Principate），洛瑞特罗伯爵（Count of Loritello）罗伯特，后者在意大利北部边缘——阿伯鲁瑞（Abbruzi）——的诺曼人行动中变得日益活跃。此外，还有孔韦尔萨诺的杰弗里（Geoffrey of Conversano），他的主要兴趣集中在阿普利亚南部。上述所有人都是吉斯卡尔的侄子。在这份名单上，我们还可加上：卡普亚的理查德一世（Richard I of Capua）家族，阿米克斯的儿子们，以及博纳尔贝尔戈的杰勒德（Gerard of Buonalbergo）的后裔，他们是阿利亚诺（Ariano）的伯爵，最后又成为博亚诺（Boiano）的伯爵。最后这两组人对贝内文托周围的这片区域颇感兴趣。因此，罗伯特·吉斯卡尔和他的后代们不能像“征服者”威廉那样，调动起那么多的资源和力量。他们夺取权力，显然要对付更多的对手。此外，许多拥有土地的伦巴第人和希腊人也据守着自己的地盘。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在法律、习俗和徭役等方面，意大利具有许多不同的传统。任何一种换取土地的徭役资料都很罕见，并且，正像劳德指出的那样，只有到了1130年，在西西里岛王国建立之后，才存在真正意义上有关这方面的记录。35



农民


最近几年，关于农民的研究开始增多，这种情况让人欣慰。但如同前面讨论土地所有模式以及兵役内容一样，这方面的史料证据是模糊的，并且内容让人生疑。使用农民这个措辞本身就是出于方便考虑，因为它实际涵盖了在自由和不自由程度各不相同的条件下耕种土地的所有人口。通过苛求劳役，农民被迫给贵族修建城堡并从事其他建筑工程，而这些例子让历史学家们了解到一些关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方面的知识。这些发展让人联想起“封建革命”（feudal revolution），这是法国历史学家们发明的一个术语，专门用来指代1000年左右，贵族和佃户之间的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关于贵族统治的暴力和剥削本质。36在这方面，历史学家可以找到很多资料，揭露实行劳役的不公正性，比如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就在作品中如此描述自己修道院的佃户们所遭受的痛苦：

圣·埃弗雷特的人们……绝不屈服于他（贝莱姆的罗伯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