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本章讨论诺曼人在征服和殖民欧洲不同地区时所遇到的文化碰撞及其产生的影响。在这样的过程中，诺曼人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性和历史，其具体内容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我们并不总是清楚人们采用特定的仪式、语言或艺术形式是否出于有意的选择，但跨文化遭遇既推动诺曼人适应新的环境，有时又反过来导致被殖民或征服地区的人们去适应他们，或与之相对抗。这里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一个古老的谚语告诉我们，“撒克逊人”不是突然就在1066年10月14日的晚上丢掉罐子、改了名字，然后变成诺曼人的。大多数时候，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发生的改变都是缓慢且潜移默化的。而思考诺曼人和非基督徒团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他们与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十分重要。本章将这些内容分为三个关键领域进行讨论，即语言和文学，物品、艺术和建筑，以及诺曼人与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



语言与文学


诺曼人开始在欧洲的很多地方进行殖民活动的时候，逐渐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语言。罗洛和他的随从们会说一种古斯堪的纳维亚语（Old Norse），但在诺曼底殖民时，他们需要掌握拉丁语以及现代法语的早期用法。1066年之前，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古英语是一种通行于文学创作、教牧关怀和政府管理的语言，但在教会，以及某些情况下在法庭上使用的则是拉丁语。当诺曼人逐渐向欧洲西部和北部移动的时候，他们也会接触到中世纪的康沃尔语、威尔士语、苏格兰语和爱尔兰语。诺曼人的征服开始改变语言的使用形式，尽管这些改变有的发生得相对较快，有的则相对缓慢。在意大利南部和圣地，诺曼人不得不和各种各样的语言打交道，其中包括意大利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和现代土耳其语的最初形式。为了进行管理统治以及料理日常生活，他们只能高度依赖本地百姓和翻译人员，以免发生误解。比如在讲述威廉举办的王位加冕礼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记载了一个可能不太可信，但却能够反映上述事实的故事：

当埃尔德雷德大主教询问英格兰人，库唐斯主教杰弗里询问诺曼人，他们是否愿意拥护威廉成为新国王时，这些人兴高采烈，尽管操着不同的语音，但全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愿意。守在外面的士兵，听到里面传来夹杂着外国口音的兴奋喧哗，以为可能要发生叛乱，于是赶紧放火点燃了一些房屋。1

他在书中继续指出，从此之后，英格兰人就不再信任诺曼人。看来，这都是语言惹的祸。

在诺曼底，几乎没有资料可以表明古挪威语使用的范围大小和持续的时间长度。杜多认为，“长剑”威廉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儿子理查一世送到巴约去学习语言，是因为鲁昂已经不再使用这种语言了。人们经常据此认为在诺曼底历史的早期阶段，诺曼人和斯堪的纳维亚家园之间的联系就已经变得非常微弱了。如果我们接受瑟尔的观点（曾在第一章讨论），认为罗洛和他的手下当时只是定居在诺曼底的几群北欧人之一，那我们对威廉的行为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进行理解。他当时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诺曼底西部可能是为了和那些地区建立联盟并保持联系。威廉死后发生的事情也证实了这个观点。面对法兰克人的侵略，只有巴约的首领赶来营救年轻的理查。其他关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影响和使用的资料也同样稀少。据伊丽莎白·里德尔（Elisabeth Ridel）的研究表明：就语言变化而言，中世纪诺曼人使用的语言中只有145个单词来自于斯堪的纳维亚世界，但却有1000多个斯堪的纳维亚单词出现在英语当中。这些单词与航海和商业之间的联系密切，不过考虑到它们是航海者后裔使用的语言，这也就不足为奇了。2此外，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讨论的那样，诺曼人使用的语言中的地名和人名很可能是从英语中借鉴过去的。

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之类的创作，或许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范·霍茨认为，11世纪初由鲁昂的沃纳（Warner of Rouen）用拉丁语写成的讽刺诗《莫瑞哈特》（Morihut）其文体实际上类似于斯堪的纳维亚一种称为“辩论诗”（.yting）的体裁。这种体裁的特征就是“大肆谩骂”，而沃纳诗歌的基础就是“莫瑞哈特”诗歌严厉批判的功能。这种诗歌只见于斯堪的纳维亚、英格兰和爱尔兰，因此沃纳的作品可视为这种文学体裁的拉丁形式。3斯堪的纳维亚和诺曼底之间的文学接触在稍后出现的、但仍旧有疑问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印证，其中包括萨迦。诸如斯诺里·斯图鲁松（Snorri Sturluson）的《海姆斯克林拉》（Heimskringla）之类的作品出现于公元13世纪，是在所描写的历史事件发生很久之后才开始创作的，但它们参考了更早出现的口头文学；此外，其他很多作品中也包括更早出现的吟游诗歌。吟游诗人很可能在11世纪就到了诺曼底，等到回家之后，他们就把这些经历和故事写进了诗歌。比如，冰岛人斯诺里肯定对诺曼人的维京祖先有所了解，因为他在讲述罗洛从挪威流亡的故事中提到了罗洛（工头罗夫）的后裔。4如果吟游诗人把故事带回了家，那么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学体裁被带到了鲁昂也就十分合理了，而且还可能对诺曼宫廷流传的诗歌产生了影响，其中就包括《莫瑞哈特》。在其他的叙事文学中也能找到受北欧文学影响的痕迹，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关于“宽宏者”罗贝尔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故事。范·霍茨认为其中的一些故事主题，像罗贝尔的骡子上的金鞋，或拜占庭皇帝禁止买卖柴火之后用胡桃木生火等描述，也出现在那些讲述曾到东方旅游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故事之中，这方面特别有名的就是关于哈拉尔德三世以及屠龙勇士西格德（Sigurd）的作品。5

但诺曼人与古英语之间的接触需要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毕竟，威廉对英格兰的征服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他的目标相当明确，就是要夺取英格兰王位。从威廉控制人们使用语言的方式可以看出他想怎样进行自己的统治。虽然直到1070年，公文——政府办公的主要文件之一——仍用古英语颁布，就像在“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时期一样；但到了1070年之后，公文就改用拉丁文颁布。6我们很容易看出，这是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即不再把古英语作为政府办公的专用语言，从而降低古英语书面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公元1069年，历史上发生了两件重要事情：一是约克大主教埃尔德雷德去世，他曾在约克郡的事务中起到重要的斡旋、调解作用；二是掠夺北方，因为它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威廉的统治权威。1070年，在温切斯特召开的宗教会议颁布了“忏悔法令”，对在殖民过程中实施的暴力行为进行忏悔。此外，在这次会议上，斯蒂甘德被教皇使节免职。这就意味着，新任命的两位大主教——巴约的托马斯和兰弗朗克——都是诺曼人，他们主要使用拉丁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古英语就此消失了，它仍然是普通百姓使用的语言，并且这一状况也继续保持了下去，而盎格鲁-诺曼语则变成了贵族的专用语言。

我们在第二章曾指出，诺曼征服给人们带来了极度的伤痛，导致英格兰除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之外，其他史书创作一度中断。等到12世纪人们重新编写历史时，爱德玛、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以及亨廷登的亨利等人都是使用拉丁语进行创作。但是，正如伊莱恩·特里哈恩（Elaine Treharne）指出的那样，一直到13世纪，古英语仍然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