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狩猎史

世界历史与动物世界


关于世界、生命与人类文化的起源，几乎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解释，其表述大多以神话的形式被记录下来。在这些早期的宏大叙事中，文化层面的起点或新的出发点通常被认为源于诸神的干预或文化英雄的创造。这些叙事作为从祖先一代继承而来的智慧，很少受到来自本文化内部的质疑，往往可以作为相关的故事而长时间流传。

然而，相较于这些遗馈的神话故事，还出现了另一类“进化型”叙事。尤其是在西方知识传统中，涌现了一系列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连续阶段的理论。[1]其中最为耳熟能详的，也是最早基于对物理遗迹的系统考察的理论，是“三时代说（three-age system）”，即把人类历史依次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最早提出这一模式的，是18世纪晚期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博物学家。这一学说促进了一种新型宏大叙事的兴起，开始将文化进化（cultural evolution）与人类使用非生命体材料的能力联系起来。[2]但这一学说并非当时在欧洲流传的唯一一种三时代说，另外一种更加久远的观点可以至少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的瓦尔罗（Varro）身上。后者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三个明显的时段，即狩猎阶段、游牧阶段和农耕阶段。现在我们认为属于生存系统的这三个阶段，曾被认为是顺序存在且具有普遍性的。长久以来，这一理论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直至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爱德华·哈恩（Eduard Hahn）才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动物最初由定居农民所驯化，因此作为田园主义多种表现形式之一的“游牧时代”始自并且晚于农耕时代。[3]

暂且不论这种文化发展的观点是否有时间性错误，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早期农业时代中，人们认为历史的发展取决于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关系；诚然，这与早期工业时代的三时代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名如其实——将历史变化与非生命物体、工具以及材料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尽管这种最早的三时代说已不再是文化历史中的一种可行性叙事，但人与动物的关系作为这一理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在其发展变化并不适用于简单的单系进化准则的情况下，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出于书写狩猎史的需要，我们在此借用一下大卫·哈里斯（David Harris）关于动物剥削的精辟分类，以便更好地理解人类—动物互动的复杂关系网。在这一框架内，人类—动物的生态关系可以被分为三类：捕食、保护与驯化。捕食，顾名思义，包括了觅食、捕鱼和狩猎。保护则涉及利用环境来吸引或使某些动物受益，或是野生物种的自由放养，以及将动物幼体作为宠物或助手的部分驯化行为。与之相对，驯化指的是在与物种的野生祖先基因隔绝的情况下，长时间养殖和培育后代的行为。这里关键的一点是，随着人类群落从捕食到保护再到驯化的移动过程，人类逐渐不再依靠野生动物来摄取蛋白质和进行生产，而是转而更多地依赖于被驯化的物种。[4]

针对哈里斯就这些转变过程所作出的精妙阐释，我在此只增补一点作为推论：随着人类成功驯化了动植物，狩猎行为的经济意义持续减弱，政治意义则持续增强，而本书的核心主题之一便是探讨狩猎行为的政治学意味。然而，为了合理地对这一主题进行论述，首先我将把整个研究置于各种可能的狩猎史框架之内，其中有的已经实现，有的则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