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蛋白质

鉴于狩猎—收集（hunting-gathering）模式是人类历史上主流的资源采集模式，在针对原始人类漫长的生物进化及文化进化过程的研究中，考古学家和人种学家已对这一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5]在社会科学领域，关于文化与行为的生态基础的讨论以及在历史重建过程中使用类比方法的争议一直经久不衰，而狩猎—收集型社会便是许多此类辩论的核心问题。最近，狩猎—收集者们（hunter-gatherers）还卷入了关于群体选择与个体选择的重要理论争论之中。[6]

诚然，关于狩猎-收集者的扩展历史大多引起过激烈的辩驳。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近百年来这类社会的形象变化。从听天由命的原始野蛮人起，这类社会被重新定性为最早的“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即具有多得惊人的闲暇时间、良好饮食、健康身体和社会公平。辩驳者认为，其中的很多内容都随着文明的崛起而消失殆尽。从这一角度看，农业不再被视为是一种进步，也并未改善人类的处境。[7]

人们关于人类狩猎史这一最初阶段的讨论可谓纷繁复杂，原因在于证据少且难于阅读。即使是关于早期原始人饮食中肉类和植物性物质的相对作用与重量的基本问题，依旧会引起学者们的争论。这个问题会导致争论的原因在于，暂且不论摄取肉类的营养学意义，这种能量来源的获取既可以通过主动的狩猎行为，也可以依靠机会性的觅食行为，或是凭借二者的共同配合来完成。也正因如此，肉类的摄取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复杂的社会类型倾向于认为从近期的杀戮中觅食肉类是一种不合适的行为，但在觅食型社会（foraging societies）中事情倒并非如此。[8]现在有些专家认为，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口增长应与“饮食广度（dietary breadth）”有关。人类饮食的拓展和多样化，即所谓的“广谱革命假说（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 hypothesis）”加剧了人类对小型动物的利用以及在现有资源紧缺的条件下觅食行为的发生。[9]

尽管各家各派众说纷纭，人们至少仍在关键的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即狩猎—收集模式具有多种变体。在某些社会中，捕食行为可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尤其是在收集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温带地区；而在另一些社会中，捕食行为已经高度专业化了，譬如在以驯鹿和海洋哺乳动物等物种为生的北纬地区。许多学者认为，这种资源汲取方式的高度弹性解释了为何人类能够占据并成功开发利用从北极地区到热带雨林的多种生态系统。[10]

然而，狩猎方式的弹性还体现在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随着人们对动植物的驯化，即所谓新石器革命的到来，狩猎行为并未被取代或甚至被转移——这与进化模式所暗示或认为的不同。后者认为，新的生产方式优于并摧毁了旧的生产方式。一百年来，狩猎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在许多地区一直与新的资源汲取方式“平行运作”，因此也使关于狩猎、畜牧与农业的历史变得更加复杂。[11]这种适应性的表征之一便是，即使拥有相近的种族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其狩猎方式也有极大的不同。例如，在使用通古斯语的东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北部地区（northen Manchuria）[12]，有的群体将捕猎驯鹿作为主要职业，有的将真正的田园游牧生活与狩猎行为相结合，有的将农业与狩猎相结合，有的在夏季捕鱼，在冬季则设伏抓捕皮毛动物。更有甚者，有的通古斯人只选择骑马捕猎，而有的则只徒步捕猎。[13]

这些差异受到了来自环境条件、历史偶然性与文化选择的影响，彰显人类狩猎行为中蕴含的极大弹性：狩猎行为发生了变化，并与其他生产方式便宜结合，成为一种辅助的职业，对“新型”经济提供了重要的补充。

在拥有独特的“游牧—狩猎生产方式”的亚欧草原的田园游牧民族身上，后一种适应性变化体现得尤为明显。[14]虽然游牧民族进行狩猎是有许多原因的，如保护牧群不被捕食，但获取食物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动机。在古代和中世纪文本中，有许多关于猎物在饮食中的重要性记载。[15]此外，从不断积累的考古发现中我们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譬如，在哈扎尔（Khazar）帝国时期的公元7～10世纪，顿河（Don River）沿岸许多遗址的出土物品中野生动物的骨头便占据了20%～25%。其中出现的用于捕猎的武器更进一步证实了狩猎与经济之间的关联。[16]

面对这些数据，我们不能将游牧社会中的狩猎行为仅仅看作是短缺时期人们获取“生存食物”的一种手段。实际上，猎物是游牧民族饮食的一部分，甚至是定期在帝国宫廷中享用的高级菜肴。11世纪时，来自于中国的宋代（公元960～1279）和契丹人建立的辽代（公元907～1125）的使者，便多次被款待食用腌制雉鸡和麝鹿肉等精致菜品。[17]

在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时期，也出现了同样的饮食结构和喜好。马可·波罗曾经讲述了宫廷菜肴中鸟肉的盛行，而我们从中国的资料中获知，这些猎获的鸟类由隶属于宣徽院的特殊猎户所提供。[18]不仅如此，普通平民的生活也依赖于狩猎。在1240年代的蒙古，卡尔皮尼（Carpini）[19]便已经充分意识到捕猎对饮食的重要意义。十年之后，卢布鲁克（Rubruck）[20]也明确宣称，蒙古人的“食物中有一大部分是依靠狩猎获得的”。[21]关于蒙古人的饮食为何如此依赖捕猎，1230年代出使到蒙古的宋朝使者徐霆[22]曾有清晰的解释。他报告称，“在［冬季的］整个狩猎季节中，蒙古人通常食用狩猎中捕获的猎物，以此减少屠宰羊群的数量”。[23]因此，狩猎不仅能够提供额外的卡路里，同时还可以保护为游牧民族饮食提供重要奶制品的牧群。[24]在欧亚草原上，出于明智的经济因素考虑，游牧民族始终是一群技术高超的活跃的捕猎者。

或许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整个前现代时期，定居农业者也依靠狩猎支撑其食物供给。在图尔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笔下的6世纪北欧，干旱和瘟疫不仅导致家畜大量死亡，而且也波及猎物。[25]这些损失在中世纪的资料中加倍出现，因为对食用大量猎物的人类而言，这两类动物都具有经济价值。因此，人们在衡量东北欧地区的土地时，不仅要考虑其粮食和家畜的潜在产量，也会顾及当地鱼类和猎物的丰收情况。[26]乔治·杜比（George Duby）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在中世纪早期的许多欧洲地区，农业生产尚不足以供给全部人口，因此狩猎和收集仍在贵族和农民的家庭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27]当然，这也意味着，关于狩猎—收集的技能在这些社会中始终不曾消失，尽管人们表面上处于“农业模式”之中，却依然继续沿用着这些更早的、久经考验的生产实践模式，用以丰富生活甚至保障生存。

鉴于中世纪欧洲早期属于欧亚地区中较为不发达的农业型社会，其对狩猎的依赖或许会被归结为特殊情况和一种例外。那么，在古代农业的摇篮，情况又是如何呢？那些地区是否摆脱和超越了这些古老的资源汲取手段呢？答案是否定的。在定居生活的早期中心的饮食中，狩猎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古代近东地区，在亚述帝国的亚述拿西拔二世（AshurnasirpalⅡ，公元前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