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狩猎场

狩猎园及其前身


根据史料记述，贵族们在大山、平原、沙漠、森林与湿地中寻找猎物。但无论如何归类，尽管这些地方是自然形成的，却或多或少是公共空间，通常会有他人在场。皇家狩猎活动的盛大景观与场景，明显是作为一种公开盛景而存在的，而这种盛景如若安排得当，则有助于激发君主治下臣民的敬畏感。但是，这种盛大景观的档次以及对巨大政治价值的衡量，都取决于皇室成员被赋予的神秘光环，而这本身便需要私密性与距离感。皇家狩猎活动的盛景投射对这两点都有要求，而且只有在皇室活动安排精巧，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又保持合理的平衡时，才能发挥最大程度的功效。

在皇家狩猎活动中，这种区分非常明显：君主定期进行狩猎的途径有二，一是在乡下，那是一种非常公开的区域；二是在安全的人造环境中，其中又以古代的狩猎园（paradise）以及中世纪的狩猎场（hunting park）为代表。当然，后者是非常私密的处所，四周设有围墙，极为神秘，且不对外界开放。这种复杂而引人注目的设施分布十分广泛，在所有进行皇家狩猎活动的宫廷中，几乎都能找到它的痕迹。对狩猎场最为认同的是古时的伊朗人，而他们的宿敌——希腊人——则经常在文献中提及这些大型狩猎场的存在。

在古希腊文献中，这些狩猎场被称为“paradeisos”，这一称呼起源于古波斯语的“paridaida”或“paridaiza”，二者都有着“圈地”或“领域”的基本含义。[1]这一伊朗语语词在古代近东地区的文献中也曾出现，在埃兰语中写作“bar-te-tash”，在新巴比伦文中则写作“par-de-su”。[2]尽管这些资料也都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但其中仍属希腊文献的描述最为生动，并且在西方社会中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印记。

色诺芬作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雇佣兵，是最早对这些狩猎场进行详细记录的人。[3]公元前401年，色诺芬陪同小居鲁士——阿塔薛西斯二世国王（Artaxerxes Ⅱ，公元前404～前359年在位）的兄弟——以及吕底亚（Lydia）、弗里吉亚（Phrygia）和卡帕多西亚（Cappodocia）的省长（satrap）前往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切兰纳（Celaenae）。色诺芬写道，小居鲁士在那里“拥有一座宫殿和一个满是野兽的大型狩猎场（paradeisos），当小居鲁士希望锻炼和骑马时便会前往那里进行狩猎。马堪德河（Macander River）穿过了整个狩猎场，其源头位于宫殿地下，也流经切兰纳城”。[4]之后，色诺芬在叙利亚北部和古巴比伦的底格里斯河沿岸也见到了类似的设施。他描述称，这些设施华美而封闭，其中还栽有许多树木。[5]

据当地的新巴比伦文献记载，在美索不达米亚也存在着这样的狩猎园。最早的记载来自于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公元前549～前530年在位），其在西帕尔（Sippar）附近修建了一座狩猎场（par-de-su）。另一条记录则可以追溯至居鲁士大帝的继任者冈比西斯（Cambyses）在位的公元前530～前522年期间，他所修建的狩猎场位于乌鲁克（Uruk）附近。公元前464年，阿塔薛西斯一世（公元前465～前424年在位）在尼普尔（Nippur）附近修建了一座“上层狩猎园（upper paradise）”。[6]这种建筑模式一直蔓延至伊朗本土：据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的历史学家以及其后依靠这些历史资料进行的研究表明，在伊朗西南边陲的帕萨尔戈蒂（Pasargadae）以及扎格罗斯山脚下的另一座都城苏萨（Susa），存在着同样形制的许多座狩猎场。[7]

对于在这些狩猎场中进行的狩猎活动，传统学者的评价并不高。色诺芬指出，这些狩猎活动成功率高的原因是，在很大程度上经过了精心的安排。他认为，这种狩猎活动充其量也就是为日后进行野外狩猎建立了信心，而后者是一种充满偶然性的活动。[8]几个世纪之后，迪奥·克利索斯顿（Dio Chrysostom，公元40～120）对“波斯式狩猎（Persian chase）”的态度更加带有批判意味。在他看来，在狩猎场中猎杀动物就如同依靠杀戮手无寸铁的囚犯来宣称自己是伟大的勇士一样。[9]

但无论这种设施是否符合体育精神，狩猎场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伊朗是一种核心机构。此外，狩猎场也并非只限于皇家使用的范畴。据历史文献记载，有许多狩猎场（paradeisos）都隶属于省长与总督，而这些人不一定是皇室成员。实际上，据色诺芬记述，居鲁士大帝在征服美索不达米亚之后，便让新任命的省长建造狩猎场并在其中蓄养野兽。[10]弗里吉亚省省长法那巴佐斯（Pharnabazus）便在达斯基里昂（Dascyleium）修建了一片这样的建筑，如今我们在马尼亚斯湖（Lake Manyas）湖畔仍然可以看到其遗址。公元前395年，色诺芬曾参观了这座狩猎场。在那里，他看到了大量“有翼的猎物”与各种野兽，其中有的被关在封闭的狩猎场中，有的则生活在“户外空间”中。[11]

周围邻近的国家与后继者都积极接纳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式的狩猎园。但是，在探寻这一举措的影响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审视一下狩猎园在近东地区的前身。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地理解核心区域的形成过程，以及古时伊朗的皇家狩猎模式在时空维度内的传播机制。

在古典文学作品中，阿契美尼德王朝与狩猎园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实际上，狩猎场具有更加久远的历史根源。希腊人认为，狩猎园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狄奥多罗斯[12]将在贝希斯顿（Bagustanis/Behistan）和米堤亚（Media）修建狩猎场的功劳归于巴比伦的伟大女王塞米拉米斯（Semiramis）。狄奥多罗斯指出，在此之后，叙利亚人与波斯人也都接纳了这一实践方式。[13]现代有些学者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我们可以在古代近东地区的皇家动物园与花园中找到狩猎园的原型。[14]

在古埃及，我们也可以找到狩猎园的近似设施与前身。来自于约公元前2350年的图像证据显示，古埃及的狩猎设施比较朴素节制，主要由标杆、网布与沟渠构成。不同于此后出现的那种本身饲养了猎物的狩猎园，古埃及是在皇家狩猎活动开始之前才将动物驱赶进狩猎场内的。其中，有一座狩猎设施可以追溯至阿米诺菲斯二世（Amenophis Ⅱ，约公元前1402～前1364年在位）统治时期，如今我们在努比亚的索莱普（in Soleb Nubia）可以找到它的遗址。[15]狩猎园的另一组成部分——正规而精美的花园——则可以追溯至第十三王朝时期（Thirteenth Dynasty，公元前1782～前1650）。这些花园筑有围墙，并且配有水池、花和树木。之后，在阿克纳顿（Akhenaten，公元前1350～前1334年在位）[16]统治时期，园中增加了野兽，有的动物如狮子被关在笼中，有的则是散养在园内。[17]

在时空维度中更加接近我们的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花园、公园与保护区。很多人认为，波斯式狩猎园的直接原型来自于亚述帝国的“ambassu”——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综合了皇家狩猎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