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

尽管严格而言，大象并不是狩猎用动物——这一词语一般用于指代犬类、鸟类和猫科动物——但在这里我们将大象也纳入讨论范围的原因有三：首先，为了捕获大象，统治者需要组织大型的远征活动，这从意图和目的层面来看都是一种皇家狩猎活动；其次，在核心区域内的部分地区，大象在狩猎活动中被广泛地用作坐骑；最后，统治者对这些大型动物以及其他威猛野兽的外在控制，也构成了皇家狩猎活动的宏观框架与重要背景。

尽管印度象的体形比非洲象（Loxodonta africana）要小一些，前者却被称作了“Elephas maximus”。虽然这两种大象都被人类驯化了，但是人们对印度象的利用方法是最为系统的。自约公元前2000年的印度河流域文明起，人们便开始在战争中使用印度象，后来还由此延伸出使用大象从事林间作业。[152]因此，大象也是参与改变与缩减自身自然栖息地活动的少数动物之一。

在古代，关于如何捕获与训练大象的知识流传甚广。亚里士多德指出，大象很容易驯化而且天资聪颖；在印度，人们会在驯化动物的协助下捕获大象并对其进行训练。[153]几个世纪之后，斯特拉波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详细记述。据他记录，首先人们会挖一个环形的深沟，其上只设一座窄桥以供进入。之后，人们会将驯化的母象置于中央，吸引其他大象前来。一旦成功吸引了大象，人们便会关闭窄桥，然后驯象师会利用驯化的母象将大象拴住并牵至圈舍中。斯特拉波补充说，在这里，人们会通过禁食和喂养的方式将大象控制起来。之后，驯象师便会开始教习大象服从指令。[154]

在之后的游记和本土资料中，对捕获大象的方式有更加详尽的描述，这些描述与斯特拉波的记述基本相符。在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时期，大象在战争、运输、狩猎以及国事等场合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君主也直接参与了大象的捕获活动。在阿克巴大帝统治时期，猎手们会四处找寻象群的踪迹。在找到之后，猎手会使用各种技术和工具对大象进行捕获，包括伪装、包围、陷阱、沟渠与隐蔽的捕笼等，有时甚至会用套索进行捕捉。[155]然而，无论使用哪种捕获方式，人们都是先将困住的大象团团围住，再给其系上铁链，以便将其驯服并运往训练场所。[156]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地区，人们也使用类似的捕获方法捕象。[157]

在关于大象训练方法的记述中，作者基本上都强调了食物对惩罚和嘉奖的重要性，以及已经被驯化的动物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一点或是通过自由的搭档关系，或在约束的范围内进行。[158]这些记述还强调称，驯化所需的时间并不是很久。一般公认的是，斯里兰卡象（Ceylonese elephant）是最容易训练的象种——最早发现这一点的是普林尼（Pliny），之后的欧洲旅行者也曾提及这一点。[159]

大象的聪颖自古以来便为人们所共知。在西方，这一说法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之后，其他古典作家也都提到了这一点。[160]此外，这一点并非仅仅是西方人对遥远的异域物种的想象，而且也是周边民族的共识。莫卧儿帝国的宫廷对大象及其生理学特征和行为方式都十分熟悉和了解，伊斯兰统治者广泛认可并利用了印度人在处理和训练大象方面的特殊技能。无论是穆斯林统治者还是印度人都认为大象十分聪慧，他们在整体和个体层面上都对大象群体和个体表现了极大的尊重。[161]就像犬类会对主人表现极高的忠诚一样，在西方和印度本土都流传着关于人类与大象之间建立深厚感情的古老传说。[162]

几千年来，无论在大象的自然栖息地还是在邻近的区域中，印度象都被认为是一种重要商品。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统治者试图把捕获大象的活动垄断在宫廷手中，以及为何统治者经常会亲自参与这些活动。[163]由于这些“国家级动物”对莫卧儿帝国而言非常重要，以至于阿克巴大帝每天都会将大象集合起来检查它们的数目、健康状况以及可用情况。[164]

由于大象的供给始终是一个问题，新成员的增补便成了一项长期需求。造成这种短缺情况的原因有多种。莫卧儿帝国的皇帝需要将一些大象“转移”给朝臣和官员，这不仅是宠信的象征，也是高层权力的象征。[165]此外，新捕获的大象中也有大量损耗。根据记载，1630年在古吉拉特邦捕获的130头大象中，只有70头在运往沙贾汉（Shāh Jahān）的宫殿的旅途中存活下来。[166]

然而，最大的困难在于，大象很少在圈养状态下繁殖，而这不仅使得相关花费大大增加，也使后勤工作变得极为复杂。实际上，被捕获和训练后的大象需要被放归野外，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繁殖之后再一次被捕获回来。[167]此外，由于养育大象需要大量的食物和空间，人们很难将大象集中于一个地方。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便是，朝廷将拥有的1000头左右大象在首都和遥远城市之间来回轮换，每个地方都可以容纳约25～60头大象。[168]

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统治者都乐于在驯化大象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因为大象在那时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军事资源和权力象征。对军事能力的衡量方法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在古代中国和其他地区，统治者的军事能力表现在所拥有的马车的数量上；而对于21世纪的人们而言，统治者的军事能力或许就体现在所拥有的航空母舰或装甲师上面。[169]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从古代至近代早期，人们用于衡量军事能力的标准始终是所拥有的战象的数量。公元1世纪时的普林尼和公元6～7世纪的中国佛教朝圣者都曾提及这一点。[170]自10世纪开始，穆斯林作家也对印度皇帝有相同的描述。在德里苏丹国时期（公元1206～1555），穆斯林在北印度地区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之后的穆斯林统治者也开始用相同的标准来衡量自身的军事能力。[171]最后，当欧洲人抵达印度莫卧儿帝国时，他们所使用的也是当地的这种标准。[172]

由于这种衡量方法被广为接受，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统治者均不遗余力地显示自己的“大象权力（elephant power）”。在不计其数的游行、外交宴会、宗教庆典、娱乐活动以及与皇室相关的重要场合——如婚礼、加冕典礼和葬礼等——的仪式中，统治者都会展示自己所拥有的大象。[173]这些活动与现代的五一劳动节游行或海军阅舰式十分相似，目的在于对本国国民和外国旁观者彰显自己的军事实力。

部分邻国深受这种“大象权力”的影响，也开始在自己的军火库中增加战象的数量。在与敌人罗马拜占庭帝国的交战中，萨珊王朝将大象大量作为冲击型武器进行使用。之后，迦色尼王朝（Ghaznavids，公元977～1186）借鉴了印度模式，在伊朗和中亚地区广泛使用了战象。[174]另一方面，中国对大象的军事潜力只表现过有限而短暂的兴趣。公元6世纪和10世纪时，曾出现过关于中国战争中使用大象的零星记录。然后，这一传统在蒙古人统治时期曾显现过最后一次短暂的复苏；在出征缅甸期间，蒙古人逐渐对战象熟悉起来。[175]

在皇家狩猎活动中，大象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天然的分布范围。很显然，古代的印度皇帝会在野外乘坐大象进行狩猎活动。在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