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观念

的区域，也可以指代贵族大量猎杀动物的狩猎场或狩猎保护区。[174]

最后，让我们回到猎手在物种濒危或灭绝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这一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过度猎杀的情况确有发生，近代的资料记录也证明了这一点；许多海洋哺乳动物和陆地动物也都因过度捕猎而灭绝了。[175]这种认为人类可以肆意掠夺自然的观念在德语的“Raubwirtschaft”[176]一词中体现得非常清楚，有些物种提供了羽毛、皮毛和象牙等可以满足人类装饰需求的产品，因此这些物种所遭受的大面积捕捉情况尤为严重。[177]在大部分情况中，这种类型的破坏主要是商业型猎手造成的。然而除此之外，生存型猎手（subsistence hunters）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肯特·雷德福德（Kent Redford）近期对亚马逊盆地的研究表明，在这一地区越来越严重的“去动物化（defaunization）”过程中，生存型狩猎活动每年猎杀约5700万只动物，而商业型狩猎活动只在这一总数之上增加了几百万只。[178]历史上，动物和鸟类数量的大面积减少一般与人类首次侵入“朴素的”生态系统有关。在太平洋水域内，这一现象尤为明显，例如这里的很多鸟类——包括新西兰的大恐鸟——都是因为人类的侵入而灭绝的。[179]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例子以及其他一些例子中，灭绝现象的始作俑者都是生存型猎手，而不是商业型猎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造成物种数量减少的原因都不仅仅是狩猎技术或是搜寻食物、皮草和狩猎纪念物。在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分析中，人类因素在动物灭绝这一问题中呈现多种形式；除了过度猎杀，还包括了破坏栖息地、引入天敌和竞争者或疾病以及其他各种衍生效应。[180]

那么，皇家猎手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现在已经灭绝的北欧和中欧的大型野牛曾经是中世纪国王喜爱的猎物，那么其灭绝是皇家狩猎活动造成的吗？[181]具体的问题一向是难以回答的，因为一个物种的灭绝一般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以中国南方的岭南大象为例，其灭绝时间为公元1400年前后，原因则可能包括了狩猎活动、气候变化与栖息地受损等。[182]除了这些困难和复杂问题，一个比较明确的数据事实是：大多数物种的历史灭绝的主因都是农业发展，而不是皇家或平民猎手。

正如丹尼尔·希勒尔（Daniel Hillel）指出的，农业是造成环境变化的主要人为原因之一，长期以来导致了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减少。[183]耕种者对野生自然的控制过程是一种“长期历史（la longue durée）”的现象，是通过克服无数的阻碍而逐渐取得的成功，因此在某个具体的时间点难以被人发现。与之相对，贵族阶级对自然环境的操纵经常会被宣传和记录下来，因此在短时期内相对而言更加明显。作为具体时期的“历史事件”，我们倾向于赞美或谴责皇室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冲突，却忽略或美化耕种者的相关行为——尽管迄今为止，农学家在土地上留下的印记是最为深刻的。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无论何种类型的农学家，其所从事的都是一个简化自然（simplifying nature）的工作。

18世纪著名的博物学家乔治·布丰（Georges Buffon）曾论述了人口扩张、农业密集化与野生物种减少之间的关联，早期的旅行者也曾提及与这一问题相关的具体例子。[184]1627～1629年间，托马斯·赫伯特（Thomas Herbert）曾在伊朗生活，他发现尽管捕猎老虎的行为还时有发生，杀戮的情况却日益减少。托马斯解释，城镇和耕地的发展导致了大量树木被砍伐，破坏了位于里海南岸的马赞达兰的老虎栖息地，因此现在老虎的数量极为稀少。[185]在大约同一时期，中国南方的岭南地区的老虎数量也陡然减少，其原因也可以归结至农业从事者征用土地导致老虎栖息的森林遭到了破坏与分裂。[186]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很多狩猎用动物的身上。波斯黇鹿由于长时间的狩猎活动在19世纪时已经极为稀少，仅在胡齐斯坦（Khuzistān）的零散小块区域有所分布。近代的一位调查者认为，受种群压力和土地不足的极大影响，现存的波斯黇鹿面临着彻底灭绝的危险。[187]

大多数人或许还在急切地等待有朝一日，各个国家“将会铸剑为犁（shall beat their swords into plowshares）”（《以赛亚书》2.4），但是这对动物王国而言并非一个光明的前景。比起宝剑，犁头所造成的物种濒危与灭绝情况要更多。[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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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评论请参见Schafer，Edward H. 1962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Under the T’ang Dynasty.”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5：279-308。

[2] XTS Xin Tangshu. Beijing：Zhonghua shuju，1975.ch. 9，20；Juvaynī/Q Juvaynï，. Ta’rīkh-i Jahāngushā. Ed. Mirzā Muḥammad Qazvīnī. E.J.W. Gibb Memorial Series 26. London：Luzac，1912-37.III，32；and Juvaynī/B Juvaynī，.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 Trans. John A.Boyle.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II，569.

[3] Niẓāmī，Ganjavi. The Haft Paykar：A Medieval Persian Romance. Trans. Julie Scott Meisami.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12，15-22，and 25.2.

[4] Rust’haveli，Shot’ha. The Man in the Panther’s Skin. Trans. Marjory Scott Wardrop. London：Luzac，1966.13-14，34，111-12，and 153-54.

[5] Vis. Wardrop，Oliver，trans. Visramiani：The Story of the Loves of Vis and Ramin. London：Royal Asiatic Society，1966.235.

[6] CRP Watson，Burton，trans. Chinese Rhyme-Prose：Poems in the Fu Form from the Han and Six Dynasties Period.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