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美德

然而，狩猎活动并不仅仅是社会地位的标识，也是衡量君主的一种主要途径，包括身体健康与政治军事权力。塔西佗关于核心区域内民众对君王期望的评述能很好说明这一点。在其中一则评述中，塔西佗记述称帕提亚人非常不信任沃罗尼斯一世（Vorones Ⅰ，约公元7～12年在位）——虽然他是本地人出身。原因在于，沃罗尼斯一世的行为方式不仅沿袭了罗马风格，而且他“很少在狩猎场上露面”。在另外一则评述中，塔西佗提到亚美尼亚人非常欢迎一位外国人——本都王子吉诺（Zeno）[53]——成为新的国家统治者，原因是吉诺“非常喜爱狩猎”。[54]可以确定的是，虽然塔西佗本人距离这些事件的发生时期较远，但是他的评述所传达出来的基本信息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很多人将王权与体能和功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体能和功绩通常是通过皇家狩猎活动证实和展现出来的。

与王权相关的体能标准以及认为君王具有超乎常人的能力的观念可以追溯至古埃及时期，那时的法老被认为拥有不同一般的运动能力；此外，在苏美尔王朝统治时期，君王也被认为具有像猎手一样的极快速度与精湛技巧。[55]一千年之后，统治者依旧照例被描绘为专业而杰出的猎手。在突厥斯坦的乌兹别克汗阿卜杜拉二世（ Ⅱ，公元1583～1598年在位）以及卡扎尔王朝的统治者纳速剌丁（Nāṣir al-Dīn，公元1848～1896年在位）在位期间，同时代的人们都赞扬了他们无可比拟的狩猎技术。[56]与统治国力鼎盛时期的庞大的蒙古帝国的蒙哥可汗一样，阿卜杜拉二世和纳速剌丁都被认为是“天生的”猎手。[57]

在核心区域内，这一对等关系可谓不言自明，并且在艺术、诗歌与政治论著中都有广泛传播。[58]核心区域内的观念所遵从的逻辑也是相同的，即如果统治者必然是一位娴熟的猎手的话，那么娴熟的猎手也可以成为统治者，原因是二者所需的技艺和气质即使不能说是完全相同的，也可以称得上是十分类似的。卡尔皮尼便接受了这种关联关系，而且在阐释蒙古帝国的崛起时也援引了这种观点。他详细论述道，成吉思汗与宁录[59]一样，“在成为君王之前已是一位伟大的猎手了；他先是学会了如何笼络人心和像锁定猎物一样锁定人”，之后“才进入其他领域。凡是他能够俘获并纳入麾下的人，都绝对不会再放他们离开”。[60]换言之，作为一位非常成功的猎手，成吉思汗吸引了大批跟随者并最终缔造了自己的国家。游牧民族出身的沙得（Shad）被认为是11世纪的突厥部落寄蔑（Kimek）的建造者，他的崛起历史也遵循了类似的发展轨迹。最初，沙得通过卓越的狩猎技术获得了一批追随者，然后才开始了征战的历程。[61]作为这一主题的延伸，莫卧儿帝国时期流传着这样一则传说，那就是阿杰米尔（Ajmīr）附近的印度统治家族是一位著名猎手的后裔，这位猎手的功绩引起了当地王侯（rajah）的关注，任命其担任了深受信任的国务大臣一职。在王侯死后，猎手便成了新任的统治者。[62]

迄今为止，最为著名且流传久远的猎手传说还是萨珊王朝的创建者阿尔达希尔（Ardashir）[63]崛起的故事。在早期的波斯传说中，阿尔达希尔身上的君王品质自初始时便已经显现出来：每天，阿尔达希尔都会外出狩猎（nakhchīr）和打马球（chōbēgān）；由于天赋异禀，他总会胜过众人。[64]

对核心区域内的后继政权而言，萨珊王朝继承了古波斯的政体传统，其统治者也成为后世皇家猎手的典范。这种典范作用的具体例证便是巴赫兰·古尔（Bahrām Ⅴ Gor，公元421～439年在位），其传奇的一生同样广为流传。据早期的阿拉伯语史料记载，巴赫兰五世是通过抢夺王袍而获得王位的。当时，王袍被置于两只凶猛的狮子之间，古尔用锤矛杀死狮子并夺得了王袍。面对古尔的技巧与勇气，他的对手不得不选择退缩，民众也心服口服地接受了他的统治。[65]在伊朗，巴赫兰五世的事迹与相关回忆延绵存于无数的故事、传奇和诗歌当中，这些作品在以波斯语为文学语言的地方广为流传。[66]

尽管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通常会赋予昔日帝王以特殊的品质，尤其是卓越的狩猎技能，但这绝非唯一的特质。[67]与人们对贵族的衡量标准一样，对王公的衡量标准虽然也随时空迁移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连贯性，暗含了存在一种跨文化的预期标准。有的衡量方式是从外部施行的，有些则显然来自于内部。关于“外部评价”的例子，我们可以首先看一下约瑟夫斯（Josephus）对犹地亚[68]的国王希律（Herod the Great，公元前37～前4年在位）的评论。这番评论撰写于约公元75～79年，约瑟夫斯在其中长篇大论地论述了希律王的文化成就，并且作了如下补充。

希律的才能与其身体素质相匹配。在狩猎活动中，希律始终一马当先，他卓越的骑术使他脱颖而出。乡下有许多野猪和大量的牧鹿与野驴；有一次，希律曾在一天之内猎取了40头野兽。作为一名斗士，他所向披靡；观众总是惊叹于他投掷长矛的精准和射箭时的百发百中。[69]

几个世纪之后，一位不知名的编年史家曾著文赞扬伏利尼亚大公弗拉基米尔（公元1268～1288年在位），称其不仅十分熟悉宗教与世俗事务，为人英勇诚实，对教会与穷人非常慷慨，而且还是“一位技艺娴熟的猎手”。[70]《维斯拉米阿尼》一书中对这些期望进行了适宜的总结，认为一位有潜力的统治者应当具有人格魅力、毛发茂密（如蓄有胡须）、身体强壮、英勇善战、善于骑射、熟知棋艺和乐理等知识；作为一名执政者，理想的国王应当能够保卫领土、传播正义、帮助穷人、知酒善饮、乐善好施、博学多知并且长于狩猎。[71]

早期国王的自我评价比较少见，此处只有斯特拉波的一段论述。这段论述基于早期的希腊文献，来自于被亚历山大大帝击败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最后一任统治者大流士三世（Darius Ⅲ，公元前336～前330年在位）的陵墓，其墓志铭上这样写道：“我忠于我的朋友们；我的骑术与箭术被证明优于他人；作为一名猎手我所向披靡，无所不能。”[72]我们姑且不论这段碑文的历史真实性，我们所关注的是这样一段宣言在那个时代是近情近理和可以相信的；持有这种态度在古代帝王——尤其是波斯帝王——中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若要参考一个较为可信的王室自我评价，我们可以将目光转向一篇格鲁吉亚国王的墓志铭。瓦赫坦六世（Vakhtang Ⅵ，公元1711～1714年与1719～1723年在位）是卡尔特利[73]的统治者，晚年被流放至阿斯特拉罕（Astrakhan）。这段墓志铭是他亲自授意写成的，共列出了其所达到的以下主要成就。

重修宗教庙宇

修复祭服

修建了一座有镜子的新宫殿

引入印刷工艺并加倍了书籍的印刷

扩建灌溉工程

在一个湖泊中蓄养鱼类

在山中狩猎，猎杀野鹿和野狼

编纂法典

为格鲁吉亚的民族史诗《虎皮武士》（The Man in the Pan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