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人的标尺

狩猎与阶级


狩猎活动可以用多种方式定义人类。换言之，狩猎活动是一种标识，可以帮助人们同时确定最高贵和最卑贱的人类阶级。作为一种人的标尺，狩猎活动是一种灵活而细微的标准，其类型与目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些不同之处可以创建很多的阶级制度，我们需要将其置于具体的案例中进行分析，审视不同类型的狩猎活动体现的文化、种族与社会身份。

在远西地区，公元1世纪时塔西佗[1]曾写道，像费恩人[2]这样完全以狩猎活动为生的民族，其“生活堪称十分野蛮和悲惨”。[3]大约五个世纪之后，普罗柯比（Procopius）在评价居住在遥远北方的图勒[4]的斯克里斯菲尼人（the Scrithiphini）时称，他们的“生活方式与野兽类似”，因为他们只会捕猎，不会栽种任何“地上的可以食用的”植物。[5]在东方的伊斯兰世界，11世纪时葛尔迪齐（Gardīzī）的记述也表达了相同的倾向：在提及南西伯利亚的忽里人（Khūrī/Quri）时，葛尔迪齐认为那是一个野蛮的民族，因为他们只吃猎物肉，只穿野兽皮毛制成的衣物。[6]这些评论者均认为，以狩猎活动为生的生活方式是原始性的主要标识；在这些来自于结构复杂的农耕社会的文人阶层眼中，人们的生活不应与自然太过亲密。显然，那些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距离过近的人无论在文化层面还是道德层面都被认为属于下层阶级，这也是欧亚大陆范围内的一种普遍观点。[7]

因此，对于高级的文明形式而言，被迫转而采用依赖狩猎的生活模式意味着一场彻底的灾难。10世纪时，君士坦丁·波非罗根尼图斯（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8]曾提到，西伯利亚的一个地区被不里阿耳人（Bulghars）破坏严重，以至于在之后的七年中，那里只剩下50人“以狩猎为生”。[9]同样能说明这一情况的是《蒙古秘史》中对成吉思汗青年时代的描述。据书中记述，在其父亲死后，年青的铁木真——日后的成吉思汗——兄弟与他们的母亲只能靠打鸟、捕鱼和挖草根维持生计。当然，田园型社会可以接受靠狩猎觅食的行为，但是完全依靠这一手段为生会被认为是一种衰弱的象征，在蒙古社会中它代表了家庭的贫困与政治地位的丧失。[10]

在这种文化等级制度中，狩猎活动扮演了一个明显的角色，而这种等级制度很容易并且频繁地与种族概念发生关联。在中国传统中，官方的历史记载经常会重复这样一点，那就是在传说中的黄帝的后裔中，那些分散至“辽阔的荒野”中以“放牧和狩猎作为基本生活方式”的群体最后成了游牧民/野蛮人；而那些留在原地从事农业生产的群体则成了汉人。[11]这种“狩猎=游牧主义=异质”的等式不仅在中国一直存在而经久不衰[12]，同样也出现在了西方社会中。5世纪时，普里斯库斯（Priscus）指出，匈人——西方人眼中典型的游牧野蛮人——便来源于一支狩猎民族。[13]

在满人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狩猎活动是怎样在“猎手”群体中成为一种自我认知的重要标准。1720年，贝尔这样记述：康熙皇帝十分欣赏在长城之外进行的狩猎活动，提倡人们不要依赖耕地生活，而要增强体质，“防止在汉人中变得懒散和柔弱”。[14]据贝尔记录，康熙皇帝曾动情地讲述了用融化的雪水所沏的茶、在篝火上烤制的新鲜野兽肉以及可以猎取到的熊掌——在中国，熊掌是一种稀有品，也是一道与古代亚洲北部的熊崇拜有关的菜肴。[15]对于像清朝皇帝这样外来民族出身的中国统治者，在狩猎活动中前往长城以北的地区意味着回归至理想化的自然环境，回归到原初的文化根源，可以再次唤醒和巩固他们的种族身份与民族团结。

在特定的群体中，以狩猎活动为标识来区分不同阶层的做法早已有之。在中世纪的欧洲，贵族身份与狩猎活动之间的紧密联系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16]当然，这一点在核心区域中也是如此。在穆斯林传统中，关于早期的波斯统治者——尤其是胡斯洛·阿努什尔瓦（Khusro Anushirvan，公元531～559年在位）[17]等萨珊王朝的统治者——的教诲型故事一般都以狩猎活动为叙述背景。[18]对于国王而言，狩猎是一种与身份相称的活动；这些国王的行为也为阿拔斯王朝及其后继者提供了一种政治模式。但是，狩猎活动并非社会分层的唯一标准。在薄伽丘的论述中，男性贵族和女性贵族的美德包括美丽、举止、智慧和运动技巧，如控制马匹与猎鹰。[19]在核心区域中，也存在类似的观念。8世纪时，中古波斯语著作《坦萨尔书信》（Letter of Tansar）被翻译为阿拉伯语，之后被再次译为新波斯语。书中在区分贵族与工匠、商人等时所使用的标准包括衣着、马匹、高级住宅和“狩猎活动”。[20]

毫无疑问的是，伊斯兰世界对这些准则的接受与应用也被记载下来。1330年代，著名的旅行家伊本·拔图塔[21]遇到了一位来自赫拉特（Herat）的贵族马里克·瓦尔纳（Malik Warnā）。伊本称瓦尔纳“是一个杰出的人，天生喜欢权位，喜欢狩猎、猎鹰、马匹、奴隶、侍从和造价昂贵的皇室衣着”。伊本写到，这样的人在印度宫廷中通常都能获得一定的职位。[22]关于这一点，伊本所言非常正确。大约两个世纪之后，巴布尔再次用这些标准衡量了不同的人，从学识能力到驭鹰能力再到端酒能力。[23]显然，这是一种思维惯性。对于这些作者而言，狩猎技巧在确立上层阶级的社会地位方面的关键作用不言而喻。

然而，狩猎活动并不仅仅是一种贵族地位的象征。正如马塞尔·斯伊鲍克斯（Marcelle Thiébaux）指出的，在中世纪的西方，人们认为“狩猎活动具有令从事者贵族化的效果”。[24]同一时期的阿拉伯世界显然也持有这种观点。当然，并非所有类型的狩猎活动都被认为是英勇的或贵族化的。在早期的阿拉伯语诗歌中，英勇的猎手一般骑着骏马，身配投枪或长矛；这些猎手从不使用弓箭，也不会将猎物从伏处惊起。能够提升社会地位的狩猎活动必须是一场真实的狩猎活动，猎手会与猎物在近距离进行对抗。[25]狩猎活动的式样——正如任何式样一样——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改变。随着鹰猎活动的传播，这种活动与贵族文化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欧洲中世纪的文学、律法与插图中，都有这方面内容的描述。在一些情况下，鹰猎活动还被看作骑士精神的延伸，象征了骑士在爱情和战斗中的追寻。[26]意料之中的是，猎鹰与驯鹰师的形象出现在罗斯人（Rus）的早期货币与王公印章中；在中国的辽代，律法禁止平民进行鹰猎活动。[27]在贵族狩猎活动中，使用合适的动物助手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在哈沙尼（Qāshānī）的记述中体现得非常清楚。哈沙尼称，与猎犬一起狩猎、从事鹰猎活动以及身骑快马“对国王、苏丹、要人与可汗而言是快乐与友谊的来源”。[28]

对于哈沙尼的这一言论，欧亚大陆任何地方的贵族应该都不会表示异议。同样，他们应当也会赞同中国史料此前的一条记载——一位唐朝的王公据称“性好畋猎”。[29]在核心区域内，这种喜好非常常见，有时还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放大。萨珊王朝的皇帝卑路斯在位期间（Peroz，公元459～484），编年史家拉扎尔·帕佩茨（Lazar ）在谈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