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勇行为的宣传

对于一场成功的狩猎活动而言，使用弓箭的技术是必须具备的知识。在从中国至近东地区的史料中，这种技能作为隶属于皇家猎手的品质曾多次出现。这类说法是针对匈人帝国、萨珊王朝、塞尔柱帝国与哈剌契丹（Qara Qitai）[147]的统治者所言的，这些统治者均被认为在箭术方面具有一定的“天赋”。[148]然而，他们的部分技术水平已经超过了自然的范畴，进入了超自然的范围之内。在一次箭术示范中，巴赫兰·古尔挑战用一支箭射穿野驴的蹄足与耳朵。他所使用的方法是，先朝野驴的耳内扔一颗鹅卵石，之后在野驴试图将石子弄出时，古尔射出一支箭同时刺穿了这两个器官。这一轶事最初出现在9世纪末的阿拉伯语作品中，之后在波斯文学及艺术作品中一直流传至19世纪中期。[149]

在古代猎手中，更加广为流传的是用一支箭同时杀死多只猎物的传说。巴赫兰·古尔曾同时射倒了一只野驴和一头狮子；在印度的洛迪王朝时期（Lodi dynasty，公元1451～1526），一位朝中贵族据称一箭杀死了两只狼；乌兹别克汗阿卜杜拉也曾一次杀死过两只野驴；康熙皇帝还曾一箭杀死了两只山羊。[150]然而，这方面的纪录保持者当属契丹的皇帝辽圣宗，据称其曾用一支箭射穿了三只野鹿！这一令人震惊的事迹成了辽代科举考试题目的内容，这也是一种非常新奇的宣传统治者狩猎技能的方法。[151]

在这里，主要的问题不是这些事迹的真实性，而是这些传说故事的受众。可以确定的是，上层阶级本身非常关心这些事情。正如色诺芬指出的，即使在核心区域之外，贵族的对话通常也集中于“年轻岁月、狩猎功绩、马匹与情史”等方面。[152]当然，在核心区域之内，贵族们更是不停地炫耀自己高超的狩猎技术，争论自己所猎杀的猎物数量。[153]

狩猎技术无疑是贵族自我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普罗大众对之的接受度有多少呢？编年史所记载的功绩将统治阶级的卓越技术传递后世，但是其选择用于向臣民宣传这些技能的方法折射出对大众认知的敏感，反映了贵族阶级认为人民大众非常关注统治者在狩猎活动中的表现。

在讨论狩猎活动中的表现时，一个明显的事实便是猎取猎物的数量，即猎袋的大小。这一数字相当于用以证实一个案例的原始数据，其来源是贵族阶级之间的争论和公共关系运动中“公布”的数据。在现代西方社会中，能够证实一个人狩猎技术与社会地位的胜绩与记录是有着详尽记载的。例如，英国贵族德·格雷勋爵（Lord De Grey）在自己的“记分卡”上详细记录到，他在1867～1923年间共猎杀了25万只野鸡、15万只松鸡和10万只鹧鸪。当然，格雷能够达成这一猎杀总数是因为有成群的助猎者协助将猎物驱赶至他面前，也就是说他参与的是一种针对鸟类的围猎活动。[154]对于英国贵族而言，这不仅是一种展现自己对自然环境与治下土地的主宰力的方式，同样也可以对外国领土施加压力并将其所有权合理化。[155]

然而，这种实践方式是非常老旧的。在欧洲出现国家政体之前，这种行为早已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消失了。这种对猎物数量的关注最早出现在亚述帝国。几个世纪以来，亚述帝国的统治者用心地将皇家猎袋（即皇家狩猎活动中所猎取的猎物）——至少是大型猎物——的数据制成表格。据一则皇家文献铭文记述，亚述拿西拔二世（公元前884～860年在位）曾猎杀了450头狮子、390头野牛和200只鸵鸟——后者也是唯一被认为值得记录的鸟类猎物。[156]法老的猎袋中包括狮子、大象与野牛，这些内容都被记录在历史上著名的圣甲虫（scarabs）[157]上，就像日后的纪念币一样传播开来。[158]在前伊斯兰时期的哈德拉毛（Hadramawt）的一则铭文中，还出现过这一主题的一种变体。铭文上自豪地公布了国王及其宾客共同猎杀的猎物数量，关注点已从皇家猎手的个人技艺转移至皇家狩猎活动的集体成功——换言之，也就是转移至统治者的组织能力之上。[159]

中国的早期统治者对猎物数量及其记录表现了同样的关注。商代的君主用甲骨文仔细记录了所猎杀的水牛、野猪与野鹿的数量。[160]之后的周朝同样延续了对狩猎活动的记录。有一则记述宣称，周穆王在一次大型狩猎活动中猎取了420头野猪和野鹿、2只老虎与9匹狼，这些都是比较可信的数字。[161]诗文中的清晰记述表明，在汉朝之后的皇家狩猎活动中，人们会广泛地记录猎取猎物的种类、猎杀手段、参加的军队及个人的总数。[162]这种做法一直持续至元清两朝：人们不仅会细致列表记录杀死的猎物数量，而且会标明猎手个人的猎杀情况。[163]

在核心区域，统治者更加不遗余力地全面记录所猎杀的猎物，并且经常会将这一内容纳入宫廷编年史的记录中。贾汗吉尔曾记述了其父阿克巴大帝用一把独特的枪所猎杀的鸟类和野兽的数目；另一则史料则记录了沙贾汉的猎袋，包括他针对某一只动物所击发的总射击数等。[164]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出现，是因为自阿克巴大帝起，宫廷中负责记录狩猎活动的人员（）会专门记录“狩猎队伍的成员”与“所猎杀的猎物”。这种行为的结果使我们得以知悉关于莫卧儿帝国皇帝的狩猎成绩的大量信息。比如沙贾汉，我们现在便知道他在某一特定时间内所猎杀的猎物种类，其间击发了多少次射击，以及猎杀某种猎物的日常记录有多少等相关信息。[165]

贾汗吉尔成功的狩猎活动的数据更为详尽，充分展现了核心区域中贵族阶级狩猎活动的心理状态（mentalité）。与其他皇帝一样，贾汗吉尔的记述方法与类别划分差别极大：有的时候，他记录的是一场大型狩猎活动中全部猎手猎取的猎物总数，并且会依据猎物的品种进行划分；而有的时候，贾汗吉尔的记录针对的是某一个单日内狩猎队伍所猎杀的猎物数量。[166]在其他的情况中，贾汗吉尔会记录自己在一场狩猎活动中或是某一个单日中所猎杀的猎物数量，其分类手法有时依据猎物品种，有时则会通过猎杀手段进行划分。[167]我们还会看到一些长期的数据。据贾汗吉尔本人宣称，他的“狩猎记述”非常完整和详细，囊括了自12岁第一次狩猎直至在位的第11年，即1580～1616年间的记录。可以说，这种做法的结果非常引人注目：在贾汗吉尔参与的狩猎活动中，猎手们一共猎取了28532只猎物，其中他本人猎杀了17167只猎物，这些猎物包括：

86只老虎

889只鹿牛羚

1670只各类品种的羚羊

各种野熊、猎豹及其他

13464只各类品种的鸟。[168]

在大英帝国的中心——印度——有许多类似的先例存在，如德·格雷勋爵对狩猎活动表现出来的那种狂热。

莫卧儿帝国的皇帝还展现了另外一种特征，这种特征与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的“伟大的白人猎手（Great White Hunters）”[169]非常相近，即关注所猎取猎物的尺寸。贾汗吉尔和奥朗则布都非常在意所捕杀猎物的身长与体重，尤其是其中的大型猎物，它们通常会被仔细地测量和记述。有的时候，体形最大的猎物还会被宫廷画师画下来。[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