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出巡

拉敏在继承兄弟莫阿巴德的王位之后，“开始在所辖国土内的各个地方调查国家事务，进行狩猎和战斗”。[48]此后的史书也如此描写了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统治者的视察活动，即以狩猎和巡察的名义外出，或者在狩猎时处理当地的事务。[49]

这种巡察活动的政治裨益是多种多样而且非常可观的。法鲁汗（Farrukhān）在公元8世纪的世纪之交时统治陀拔斯单，他曾经利用狩猎活动的机会去看望出行队伍的管理人员（marzubān），与地方官员重新建立个人联系；洛泰耳一世（公元840～855年在位）在外出狩猎时趁机剥夺了诸侯的封地，以惩罚他们在自己争夺加洛林王朝王位时表现出来的犹疑不定。[50]除此之外，皇家狩猎活动也能达到一些更为仁慈而温和的目的。蒙古可汗有时会借用外出狩猎的社交机会来访问高级官员，礼节性地拜访重要的民众代表，如可以影响地方社会的宗教领袖等。[51]

实际上，皇家狩猎活动是一种极为灵活的政治工具。最能体现这些狩猎/视察活动及其隐含的政治功能的是突厥斯坦与印度的做法。[52]

据尼古拉·穆拉维约夫（Nikolai Muraviev）的目击叙述，希瓦汗国的统治者穆罕默德·拉希姆（Muḥammad Raḥīm，公元1806～1825年在位）始终都在各地移动，名义上是进行狩猎。穆罕默德带着大量扈从在沙漠中的“乡下堡垒要塞”之间穿梭，拜访土库曼部落并且通常会交换“礼物”。[53]显然，这些狩猎巡查活动是一种幌子，目的是对不安分的部落臣民再次重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新交涉——自己在当地较为薄弱的统治力。狩猎活动的幌子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统治者遇到了抵制或反抗的情况，可以简单地继续前行，表面看来是寻找更好的“狩猎”机遇，实际上则可以免于颜面受辱。

在南亚次大陆地区，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也常年在各地移动。实际上，这样的出行活动是他们的统治策略的核心部分。斯蒂芬·布雷克（Stephen Blake）指出，在1556～1734年间，莫卧儿帝国朝廷有40%的时间都在四处巡查。这些出行活动往往规模很大，官方与非官方的随行人员可达15万～20万人，包括各种类型、职业和等级的人员。可以预料的是，正如布雷克进一步指出的那样，每当皇帝外出巡视时，首都的人口都会突然地急剧减少。[54]

因此，在丹麦人范登布罗耶克（van den Broecke）声称贾汗吉尔耗费了“一年的时间在古吉拉特狩猎时”，我们应当理解为贾汗吉尔正在进行行政视察。[55]这些视察活动的节奏一般都很慢，因为统治者需要关心的内容非常多，有的涉及人类，有的则涉及猎豹。[56]一般来说，在治下各大城市之间进行的这类巡视活动通常会伴随着许多额外活动，如狩猎机遇和政府事务等。[57]

阿布尔·法兹尔在论及阿克巴大帝时，曾非常明确地将狩猎活动与统治行为联系在一起，这一观点来源于他的主人。在《阿克巴史纲》（ Akbarī）中，阿布尔提到阿克巴大帝“总是利用狩猎活动的机会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此外还在不提前通知自己前来行程的情况下，借用狩猎队伍的场合探寻民众和军队的情况”。具体而言，皇帝利用狩猎活动的机会来审查税收、土地所有与官员腐败的问题。阿布尔总结道，“短视而肤浅的旁观者认为，皇帝关注的只有狩猎活动，但是睿智而经验丰富的人则知道，皇帝是在追求更高尚的目的”。[58]在阿布尔所著的《阿克巴本纪》中，他进一步阐释了这一主题。阿布尔在其中一则条目中指出，尽管阿克巴大帝的宫帐是以狩猎模式驻扎的，“但是他经常忙于处理国家事务，如征服他国，提拔和嘉奖忠臣，镇压心怀恶意和不忠诚之人，考察每个人的功罪”。阿布尔补充道，阿克巴大帝“在各类杂务——如狩猎活动等——中隐藏的真实目的是熟悉人民的生活境况，以免利益相关人士和虚伪之人的中间介入，从而采取合适的措施保护臣民”。[59]

尽管阿布尔作出了这些论述，阿克巴大帝并不是唯一具有这种见识的统治者。印度的很多统治者也知晓这些可能性。[60]诚然，在核心区域及以外的地方，皇家狩猎活动是一种重要的统治手段。正如我们后文将要看到的那样，皇家狩猎活动实际上完全阐释了巡回宫廷（circuit court）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