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威胁

征募战士


帕提亚人在记述摩尼（Mani）的晚年岁月时称，萨珊王朝的统治者巴赫兰一世（公元273～276年在位）曾这样批评他：“哦，你既不去战斗，也不去狩猎，你还有什么擅长的？”[1]显然，在巴赫兰看来，这两种活动都具有最高的价值，是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标准。战争和狩猎都非常重要，二者被归为一类，表明在萨珊王朝的统治阶级的眼中，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持有这种看法的，并非只有他们而已。一千年来，很多人都将狩猎活动等同于战争，将二者看作彼此补充的活动，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古典故事中，第一个杀死动物的就是玛尔斯（Mars）之子——战神许珀尔比俄斯（Hyperbius）。[2]在这里，是战士发起了狩猎活动。然而，在最近的学术研究中，观点却是相反的。劳伦斯·吉力（Lawrence Keeley）认为，“战争象征着一种方法，其直接来源于狩猎活动，即从一方汲取另一方所缺少之物，而且无法以和平手段来获取”。[3]在这个例子中，狩猎活动被看作是一种先决条件，是战争的准备活动。

在欧亚大陆范围内，将军事才能与狩猎技巧结合起来的观点非常常见，出现在各种不同的文学文本与文化历史背景之中。拜占庭帝国皇帝曼努埃尔二世（Manual Ⅱ，公元1391～1415年在位）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自动地将“武器、战利品和战争，［以及］射杀野兽”等同起来；来自于阗的佛经曾提及那些“将会成为猎手与战士的”人。[4]更加明显的是，10世纪法蒂玛王朝的一部由无名氏所写的狩猎著作中提出，狩猎活动在各个方面均沿袭了战争的原则。[5]在这些作者和其他人看来，狩猎活动与战争之间的联系既是自然具有的，也是不言而喻的。[6]

我们在探讨狩猎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时，可以分析一下成吉思汗所提出的多项准则。在其中一条中，成吉思汗提出“在丈夫骑马外出狩猎或参战时，妻子必须保证家中井然有序”；在另外一条中，成吉思汗宣称，“我们外出狩猎，猎获许多山牛。我们外出打仗，摧毁诸多敌人。当无神指示道路，指点迷津之时，人们便会忘记这些而开始思考其他问题”。[7]从这些准则中，我们可以看出三点。首先，参加狩猎活动与参军一样，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其次，集体性的狩猎活动构成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过渡性阶段，是一种调用兵力的方法。最后，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基础是在狩猎场上努力取胜。

通过仔细审视核心区域内外的军事手段与训练方法，我们发现上文所言的准则是实际存在的。一条证据便是，无论在定居民族国家还是游牧民族国家，猎手均在军事队伍中占据显著的位置。[8]在大多数情况下，猎手都是真正的士兵。在阿历克塞一世（Alexius Ⅰ，公元1081～1118年在位）治下，驯鹰总管曾在战时担任拜占庭帝国皇帝的私人信使；萨拉丁和沙阿拔斯的猎手首领都在战争中被杀。[9]其他人则担任了相当于校级军官等级的职务。伊朗的蒙古统治者海合都（公元1291～1295年在位）手下的驯鹰师名为阿勒赤台（Elchidei），其领导了一支万夫队（tümen）；贾汗吉尔的猎手首领则指挥了750人的近卫军。[10]

中国唐朝的资料记载了由普通士兵构成的特殊狩猎队伍，此后的清朝则形成了一支名为“虎枪营”[11]的军队，其中的600名壮汉属于来自满旗军队的精英力量。[12]与之相对，在元朝统治时期，曾有上千名驯鹰师加入驻守部队，并且是皇室禁卫队的正规成员。[13]

猎手经常会被军事生涯所吸引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也就是说，由于这些人天性喜欢追求危险或寻求冒险，因此会自己选择这条道路。然而，事实并不止如此。所有人都认为士兵需要健壮的体格，而狩猎活动则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绝佳的锻炼方式。在古典时期的西方，虽然人们认为运动和健美是提前适应和为战争作准备的主要方式，但仍有许多人认为狩猎活动可以让人身心健康，增强毅力和耐力。[14]古典作家认为，古时的伊朗人提出了狩猎活动是重要锻炼方法的观点，而来自核心区域的文献则证实了这一点。[15]印度的政治著作也持有这种观点，例如在梵文戏剧《沙恭达罗》中，一位将军称赞道，“猎手的体格变得发达、健壮和敏捷”。[16]在几个世纪之后的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穆斯林和印度的作者都直接将狩猎活动与锻炼和健康联系在一起。[17]在中世纪时，欧洲贵族也完全遵循了这一国际通例。[18]

对有些人来说，狩猎活动甚至是一种治病的方法。在一部乌古斯史诗中，一位受伤的王公通过狩猎活动而痊愈；沙贾汉在一次患病后，也是在一次休闲的狩猎活动中完成了治疗过程。[19]在中国，狩猎活动不仅可以治愈疾病、锻炼身体，还是一种恢复体力的方法，仅次于使人聚精会神、增强精力的道德哲学。[20]东汉的著名将军曹操建立了三国之一的魏国（公元220～264），在他的政治生涯早期，他曾托“病”以避免朝内的政敌。在为日后的斗争作准备时，曹操为自己制定的安排是夏秋读书、春冬狩猎。[21]在格鲁吉亚罗曼司《维斯拉米阿尼》中，主人公拉敏的行为也基本相同：他离开宫廷，带着猎犬和猎鹰一起狩猎，恢复了精力，然后再回来继续履行自己的文武职责。[22]在突厥史诗和拉丁编年史中，政治领袖也因循了这些准则，强迫自己的属下进行狩猎，以防止他们失去体力优势，陷入懒散。[23]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狩猎活动是一种调节体力和恢复精神的方法，同时，还可以让人从竞争和纷扰的欲望中解脱出来。在印度教徒、穆斯林和拉丁基督徒看来，狩猎活动可以压制肉体的欲望，因此可以代替男女之事。[24]

可以预料的是，由于狩猎活动可以让人变得勇敢，因此被认为是很好的战争准备活动。普鲁塔克提出，“勇猛是野兽的内在品质”，但并不是人类的内在品质。因此，普鲁塔克认为狩猎活动可以为人类注入原本缺乏的勇气。[25]这种特别的观点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如果我们将这种看法呈献给伊朗、莫卧儿帝国或清朝的统治者，他们很有可能也会毫无异议地予以接受。

除了以上这些益处，狩猎活动还可以教会人们基本的军事技能。同样，这种观点也是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在古代的近东地区与伊朗，古典作家曾在对军队的论述中反复强调这一点。[26]当然，在狩猎活动中习得的主要技能是骑马和射箭。骑马狩猎是增进骑术的最好方法，至少是打仗时会使用的骑术。[27]在中东和内亚地区，骑兵弓箭手在狩猎活动中所掌握的骑术被认为可以转用到战争中，因为狩猎活动中骑兵的猎物目标与人类敌人一样，都是在不断移动或是正在逃跑的。这种观点认为，除了战争本身，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提供比狩猎活动更好的训练方法了。[28]这种将狩猎活动视作战争演习的观点，在萨珊王朝的银器所描绘的狩猎场景中也有所体现：骑马的君主不仅配备有军用武器即宝剑和匕首，而且身着护甲并戴有头盔。尽管皇家猎手的确会在狩猎活动中携带弓箭，但是这些描绘仍然具有一种强烈的军事意味。[29]这种军事化的狩猎活动在巴布尔的言论中也有所体现。巴布尔夸耀称，他有一次挥舞军刀，几乎将一头逃跑的野驴的首级斩下。[30]这或许解释了为何皇家猎手“喜欢”猎杀野驴——它们可以为骑手的剑术练习充当有效的陪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