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战争

部队训练的问题将我们带至“天生的士兵”这一概念的核心。诚然，可以预料的是，皇家狩猎活动调用了军队的兵力。中世纪的诗歌与罗曼司中大多描绘了士兵为统治者驱赶猎物的场景，在历史叙事与狩猎著作中也是如此。[45]在这里，例外的情况依然来自于远古时期的远西地区。罗马军队既没有接受过狩猎形式的训练，也未被广泛地用于狩猎活动。提庇留（公元14～37年在位）有一次还因一位军团长官在狩猎活动中调用了少量的军队，而对其作出了降职的处理。[46]

然而，这种被罗马帝国认为是特殊情况的做法，实际上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是一种传统行为。在与罗马帝国同时代的中国汉朝，地方统治者经常会带领军队外出狩猎；军队各部被安排在合适的位置，由汉朝的皇帝交给各个指挥官管理，负责驱赶猎物等工作。后一个例子明确指出，这种行为的目的是“讲武”，这也符合中国早期兵书中的主张，即在和平时期带军队狩猎以防止“他们忘记兵法”。[47]

在汉朝之后，中国的军队继续将狩猎活动作为部队训练的一种方法。唐朝的建立者李渊曾效法敌军突厥，将手下的部分军队训练为轻骑兵。这些部队组织有着突厥式的食物和住宿，以及突厥式的骑术、箭术与狩猎活动。[48]尽管中国的士大夫并不重视狩猎活动，围猎活动依然在唐宋两朝时被用于训练部队——自古以来，这种做法便有诸多先例。[49]在由本土民族建立的朝代中，围猎活动有可能就像马球活动一样，主要以军事训练的形式存在。[50]明朝早期也沿袭了这种做法，当然其更有可能是受了蒙古的影响。无论如何，明朝建立者于1373年颁布的《皇明祖训》中明确要求，拥有自己守卫军队的皇室王公每年都需要举行包括有军事演习内容的狩猎活动。[51]

可以想象，在核心区域内，军队与狩猎活动有着极深的关联。据目击者记录，萨非王朝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分为各部队进行狩猎，而他们的格鲁吉亚援军甚至在战斗期间还会狩猎，目的是在战役的间隔时期保持体格强健。[52]在阿克巴大帝统治期间，莫卧儿帝国的军队通常也会在战斗期间狩猎；据贝尼埃记述，奥朗则布曾带着自己手下的野战军前去狩猎，据说其兵力在10万多人。[53]这些数据比较少见，或许可以说存疑，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全部或部分的常备军队会外出参与狩猎活动。这种活动的历史根源十分悠久。据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Ⅲ，公元前1391～前1353年在位）的纪念圣甲虫描绘，法老曾“带着全部军队”外出捕猎野牛。[54]大约2800年之后，另一位埃及统治者、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曾允许手下的一名军事指挥官带着三分之一的军队外出狩猎。[55]

狩猎活动中军队参与度最高的一次出现在内亚地区。在史诗传说中，统治者手下的猎手与士兵实际上是相同的。[56]正如公元9世纪突厥的《征兆之书》（Book of Omens）中所言，“汗国的军队外出狩猎了”。[57]突厥可汗的确有此种行为：唐僧玄奘曾目睹，统叶护带着200名官员和无数士兵一起狩猎。[58]

实际上，有充足的明确证据表明——部分证据上文已述——狩猎活动被当时包括皇家猎手在内的人们看作是一种军事行动和战争演习活动，更确切地说，唯有这种方法可以为部队注入并维持凝聚力与协作性。这尤为可以解释，为何狩猎活动在核心区域以及草原地带中变得如此军事化。

其中，成吉思汗充分地意识到，狩猎活动是军事指挥官及其手下军队应当从事的合适活动，因为其中涉及侦查、勘探、骑马、使用武器、体力和各部队与个体的相互配合等内容。[59]一场大型围猎活动的成功，就像一次军事对决的获胜一样，取决于纪律、有效的指挥以及排兵布阵的控制能力。中亚地区的莫卧儿帝国是16世纪早期察合台汗国的游牧民族继任者，在巴布尔对其的记述中，便体现了狩猎活动与军事行动之间的关联。巴布尔记录，莫卧儿帝国的军队与在成吉思汗治下时一样，其组织结构依然是左翼、右翼与中部。最英勇的士兵被给予两翼的优异位置；而每当人们争论哪只部队应当拥有这一荣誉时，解决方法便是在战斗时让一支部队占据优异位置，而在围猎活动中则安排另一支部队占据。[60]

尽管满人是定居民族，但他们很好地遵循了这些方法和限制。对康熙皇帝在这一事务上的言论，成吉思汗应该会感到无瑕可挑。对于这位清朝的皇帝而言，狩猎活动不仅是一种“良好的训练”，可以教习军事技巧、骑术、箭术和保持队列等知识；而且正如他所断言，是“一种战斗训练，是对纪律性与组织性的检验。［他认为］猎手的队伍应当按照军事原则来组织，而不是依照游行队列的方便或家族偏好”。[61]耶稣会士南怀仁认为，在和平时期定期举行狩猎活动的目的是让军队保持强健的体格，为艰苦的战时岁月作准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康熙皇帝每年会组织多次狩猎活动，从各省调集了6万人的部队来参加。南怀仁认为，这种活动与其说是“享乐聚会”，更像是一场军事行动。[62]可惜的是，目前并未留存关于这些军事演习的著作，但是满语中有大量专门术语用于指代围猎活动的形成和布局、发出信号的方法、军队的狩猎阵型部署等，折射出军事演习的复杂性以及狩猎活动中的严格军纪。[63]更加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在18世纪早期以满文、汉文、蒙古文、藏文和维吾尔文五种文字编纂而成的辞书《御制五体清文鉴》中，“狩猎（aba）”的词条下用官方文字满文将其定义为：“为了提升军事能力而进行的训练，其中一群人或步行或骑马，用弓箭猎杀野兽和鸟类。自古时起，［这种活动］便获得了极高的重视。不同旗（turun）的士兵在行进时［制服］背后会带有相应的旗帜（kiru）。”[64]这里的狩猎活动完全是以军事化形式进行的描述，认为狩猎是一种自古便非常受重视的传统和适宜的战斗训练方式，并刻画了士兵和军队在旗帜飞舞中行进，且跃跃欲试地与动物或人类敌人进行搏斗的场景。

下一个明显的问题便是，这些狩猎场上所使用的阵型和演习，有多少可以移至战场之上呢？我们可以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兵法谈起。希罗多德是这样描绘大流士在爱琴海群岛的战役的：“一旦这些蛮族成为岛屿的主人，他们便会捕捉岛上的居民。现在，他们采用以下这种方式进行捕获：蛮族人拉起手来，从北岸至南岸形成一条线，之后则从岛的一端行进至另一端，捕获岛上居民。”[65]正如卡尔·穆利（Karl Meuli）指出，古代波斯兵法与之后伊斯兰与中国史料中记载的突厥、蒙古使用的兵法之间具有某种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在他看来“非常引人注目”。[66]

无论这种包围战术最初起源于哪里，其源头必定非常古老。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种战术被不同的狩猎民族广为应用，尤其是游牧民族。卡尔皮尼称，蒙古人可以像在围猎活动中控制猎物一样，管理彼此对立的军队。他写道，“如果实际情况是敌军打得非常好，那么鞑靼人便会为对方让出一条撤退的路；一旦敌军开始撤退分散，鞑靼军队便会进行反扑，敌军在撤退时被杀的数量要超过在战斗中可能会被杀的数量”。[67]波斯文献的一部分依据了现已失传的蒙古记录，其中也记叙了他们使用非常类似的战术去对阵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68]诚然，狩猎活动、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网很好地体现在蒙古语“j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