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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工人辛辛苦苦劳动,流血流汗,为啥要四马分肥呢?徐义德他凭啥要拿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息红利?对老板太便宜了。要是没收了,不必发股息,可以拿这些钱去办重工业,国家早一点工业化,社会主义早一点来,对我们大家都好呀!”谭招弟昨天从汤阿英家回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又是欢天喜地,又是愤愤不平。社会主义要来了,做梦也没有想到来的这么迅速,像是一声春雷,轰的一声把她怔住了。等她冷静下来,想到社会主义改造,私营企业要向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发展,分三级形式,还要四马分肥,胸中积郁着不满的情绪:这算啥社会主义呀?要到社会主义了,资本家还是讨便宜。昨天汤阿英没有解决她的思想问题。传达报告是余静做的,她又常常跑区委,一定了解原因。今天下了班,连饭也来不及吃,她就匆匆忙忙跑到党支部办公室,找余静去了。
赵得宝正在看各个车间听了传达报告以后小组讨论的汇报。钟文埋头在整理,归纳各个小组的记录,准备给中共长宁区委写书面汇报。谭招弟一走进去,没有看到余静便问:
“余静同志呢!”
“她到车间去了。”赵得宝抬起头来,说,“有啥事体?”
“有重要事体……”
“对老赵说一样。”钟文放下手里的小组记录。谭招弟就没头没脑劈里啪啦地讲了一遍,赵得宝放下手里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的汇报,宁静地注视着她,等了一会,才慢慢地说:
“还有意见吗?”
“一肚子意见哩!”
“那都掏出来吧。”赵得宝从容不迫地说。
“慢一点掏,”钟文仰起头来说,“别再放机关枪,我的耳朵可吃不消。”
“吃不消?你别听!”
“要我不听,容易极了,请你别在这里放!”
“放啥?”
“放机关枪!”
“小钟,你少说一句,听招弟的吧。”赵得宝指着他说。
“好吧,好吧,请放!”钟文向谭招弟伸出右手去,做一个让的姿势。
“我要听听老赵的意见。”谭招弟气呼呼地说。
赵得宝开口了:
“你不赞成四马分肥吗?这是中央规定的。”
“中央规定的?”谭招弟思索这句话的意思,迟疑地没有说下去,停了停,才说,“中央规定的,就不可以提意见了吗?
工会为啥要布置时间讨论呢?”
赵得宝简单的回答不能满足谭招弟,反而引来她的质问,但也给他一个启发:谭招弟懂得的事体多了,不是工会三言两语可以把问题解决。他说:
“要你们讨论,就是希望你们提意见的,意见越多越好。”
“你那点意见算啥,”钟文拿起摊在桌子上的一份小组原始记录说,“这里有的是意见,我看都看不完哩。”
“我的意见,记录上有吗?”
“谭招弟的意见谁敢漏掉一句半句?你放心好了,一个字也少不了,全在这里头。”钟文把手里的原始记录晃了晃,说。
汤阿英走了进来。她在门外就听到谭招弟和钟文的对话,她一跨进门,就凑趣地问道:
“还有我的哩!”
“劳动模范的意见更少不了,我刚才好像看到了。”
“好像看到?真看到了还是假看到了?”
钟文给汤阿英一说,马上严肃地说:
“确实看到了,百分之一百看到。”
谭招弟焦急地说:
“老赵,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哩!”
“你抓的真紧。给资本家股息红利,使资本家有利可得;在企业里,还要使资本家有职有权有责。这样可以发挥资本家的经营积极性。”
“资本家的积极性倒是有了,我们工人的积极性却没有了。”
“你想怠工吗?”汤阿英笑着说。
“我们整天到晚忙忙碌碌,还是给资本家忙!”
“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呀,就是说只有四分之一呀!”赵得宝解释道,“这是中央过去规定的,至于私营企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公私合营了,给私方多少股息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这四分之一也是剥削啊!”钟文从旁边插了一句。
“当然,这也是剥削。这个剥削是受了限制的,是政策规定的,是允许的。”赵得宝说,“凡是股息,都是剥削。”“我听说有一家厂,只有五亿资本,这几年赚了三十多亿,按照四马分肥,资本家要拿七亿多,那不是比他原来的资本还要多?”
“你说的对,招弟,”赵得宝说,“七亿多股息红利,超过资本两亿多,说明了资本家的利润受了限制,不能像过去那么无穷无尽地剥削。在从前,这三十多亿不全上了资本家的腰包吗?”
汤阿英觉得这么说也有道理。谭招弟却不同意。
“那是过去的事,现在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去了,要是没收了,不是连股息也不用给了吗?国家拿这些钱办工业,多好哩!”
“对啊!”钟文点点头,说,“我也觉得拿这些钞票给资本家太便宜他们了。”
谭招弟得到钟文的支持,她的精神更抖擞了。
“私营厂是三只轮盘拖只老黄牛,国营厂是四只轮盘一齐转。①把私营厂没收了,改做国营厂,劳资关系没有了,工人和国家的关系更密切了,腐蚀,破坏工人阶级的人没有了,也不用‘五反’了,集中力量来生产,工人便能发挥更大的积极性了。管理制度也可以改进了,发展生产,增加产量,大家都可以买到又便宜又好的工业品,农民兄弟有了便宜的工业品,农业也可以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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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只轮盘指党、工会和青年团;四只轮盘指党政工团;老黄牛指私方企业。
“照你这么说,还可以巩固工农联盟哩!”汤阿英认为谭招弟把问题看的太简单了。
“上海有多少工厂?有多少商店?你们晓得啵?”钟文认为除了余静报告里说的理由以外干部可能也是个问题,便说,“上海私营工商业,大大小小有十六万五千户,全没收了,国家一时哪里有这许多的干部管理?没收了,没有干部管理,资本家一定不愿意再管了,那不要乱了套吗?”
“全国算起来,工商户就更多了。”汤阿英说。
“干部?”谭招弟想这倒是一个问题,接着以为这也不是一个了不起的问题。她说,“那么,搞公私合营就不要干部了吗?国家要搞公私合营,一定要准备大批干部,就像‘五反’那样,派出一个一个检查队去。把私营厂没收了,让那些准备搞合营的干部来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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