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The Welfare State　福利国家（1945—1979）

随着欧洲战争的结束，政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上来。丘吉尔所领导的联合政府解散。1945年7月5日，英国旋即举行大选，此时远东的战事仍在继续。英国自1935年以来一直渴望民主，长期隐藏的矛盾此时浮出水面，民众对战时环境极其不满，渴望迎接新事物。昔日的联合伙伴如今互相看不顺眼。丘吉尔认为工党的社会主义提议具有“盖世太保”意味。工党政治家安奈林•贝文（Aneurin Bevan）自称“对托利党深恶痛绝……在我看来，他们连流氓都不如”。选举结果十分明确，工党首次大获全胜，获得393个席位。自由党人惨败，仅获得12个席位。丘吉尔被拒之门外，这一点令他惊诧不已。和祖先马尔堡伯爵一样，他意识到战争的胜利很少能引起英国民众的感激之情。属于他的胜利时刻已经过去，他被无情地扔在一旁。

新政府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新首相是工党联合领导人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他为人谦逊，丘吉尔悻悻地表示：“因为没什么可不谦逊的。”艾德礼亲自开一辆小车载着妻子，下车后步行前往议会，然后穿过公园到俱乐部吃午餐。艾德礼是新政府的完美领导人，他带领一帮手下扬起新政府的风帆，这些手下的任性和自大也许会很快导致触礁事件发生。新内阁成员如下：说话直率的工会领袖欧内斯特•贝文出任外交大臣，脾气暴躁的安奈林•贝文出任卫生大臣，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出任副首相。新内阁很多人虽在战时联合时期一起共过事，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太好。贝文听说莫里森称其是“自己的死敌”之后，回答道：“只要我还有口气在，他就不是。”

工党努力保持战时的紧急精神，声称帮助英国打赢“二战”的计划经济应该予以保留，“以赢得和平”。甚至比“一战”时还要变本加厉的是，国家控制扩大到英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工党利用国家控制，试图实现空想社会主义。早在1942年最黑暗的日子，《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就已经提出建设一个新的福利国家，国家对每个公民的“生老病死”负责。1944年的一份白皮书也认为，未来国家有责任维持高而稳定的就业水平，这是中央计划经济的典范。1944年的《巴特勒教育法案》（Butler Education Act）将各地公立学校收归国有。该法案运用最新的教育科学，规定学生11岁时参加统考，根据考试成绩，不分阶级，将学生分配到以下三类学校里：文法学校、技术学校或中等技术学校。当然，这些举措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而是丘吉尔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的成果。

1946年的《国民保险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开宗明义，没有绕弯子。

《国民保险法》重申了《贝弗里奇报告》里的绝大多数提议，其中包括儿童津贴、国民救助金，甚至丧葬补助金。一年之内，国有化扩大到被工党称为“经济制高点”的英格兰银行、煤矿、铁路、航空、无轨运输，后来还扩大到汽油、电力和钢铁。在多数情况下，改革仅仅指财政部购买业已在战时处于国家干预之下的行业的股票。主要受益人是股东。还要修建10个国家公园，前4个公园覆盖了湖泊区、皮克区、斯诺登尼亚山和达特姆尔高原。

1948年，贝文制定了《国民健康服务法案》（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ct），该法案规定公民免费享受普通医生看诊和医院服务。贝文说道，“我用金钱堵上了他们的嘴”，医学界才不再反对。见文预期的结果是慈善医院和公共设施会像学校一样，转为由地方当局管理。内阁选择了中央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贝文不喜欢主张地方主义的莫里森。贝文表示“如果一只便盆掉到特里迪加医院的地板上，那么白厅也应该听到响声”。这个原则催生了国民医疗保健制度。当时已经不再是“白厅最具权威性”的年代。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全民医疗服务的主要问题在于白厅朝令夕改的做法。

战后的兴奋情绪退却之后，英国似乎再度萎靡不振。城市景观灰暗单调，城市的天空雾蒙蒙的，建筑物被蒙上一层烟灰，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战争废墟。战争的混乱局面结束之后，大批士兵回到满目疮痍的家中，婴儿潮出现，犯罪率上升。仿佛是为了逃避，多达5万名英国女性嫁给了美国军人。1946年2月，“玛丽女王”号（Queen Mary）油轮载着344名移民新娘和116个婴儿由东向西跨越大西洋开往美国。与之相对应的，1948年，“帝国疾风”号（Empire Windrush）抵达英国，带来了492名响应伦敦招聘广告前来应征的牙买加人。

死气沉沉的局面愈演愈烈，政府继续实行配给制，面包也在其限制范围之内，要知道就算“二战”时面包也没有定量供应。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黑市和“黑市商人”，这些黑市商人自称能够偷偷弄到东西。人们渴望变化风格。1949年，迪奥时装系列“新风貌”（New Look）在巴黎发布，主打夸张的喇叭裙，不过却在伦敦遭到禁止，直至1949年服装配给制结束。住房严重短缺，成千上万个住房被炸毁的家庭仍住在招待所和收容所，甚至住在伦敦地下火车站。政府没有向私营部门寻求帮助解决住房问题，而是向他们提供建在旧时飞机工厂内的过渡安置房。这些“过渡安置房”的成本是私营部门建造传统房屋的两倍。这项工程很快终止，不过一些过渡安置房如今仍屹立在那里，并在21世纪初期成了人们宝贝的东西，甚至被“列为”历史建筑。

此时的大臣们更爱听对现代建筑的溢美之词，对破敝的市中心区视若无睹，梦想着在郊区大片空地上建立“新的耶路撒冷”。1946年，《新城法》（New Town Act）出台，提出在国内各地建造20个住宅城镇，其中包括克劳利（Crawley）、斯蒂夫尼奇（Stevenage）、雷迪奇（Redditch）、朗科恩（Runcorn）和彼得里（Peterlee）。新城工程以战前花园城市运动为基础，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一心打算为城市居民提供宽余的房子居住，但却忽视了市中心的地方自治主义。“出城”的突然转变引发了“新城忧郁症”。 斯蒂夫尼奇注35的别称是“斯尔金格勒”（Sikinggrad），取自住房大臣刘易斯•斯尔金（Lewis Silkin）的名字。



帝国的终曲：牙买加移民乘坐“帝国疾风”号（Empire Windrush）抵达伦敦寻找工作。

1946年冬天，英国遭遇了史上最低温度，这更是雪上加霜。煤矿冻得结结实实，工厂因燃料匮乏关闭。民众不得不排队购买面包和煤炭，这种无奈而愠怒的境况令人想起了欧洲大陆的难民。1947年1月，肉类配给量削减，还不及战时。对很多人而言，这种情况下的和平就是一场没有杀戮的战争。1947年，内阁最终遭受压力。托利党媒体猛烈抨击艾德礼，他两度遭遇阴谋，有人想让欧内斯特•贝文取代他，不过好在贝文不肯配合。

1947年，美国宣布对欧洲经济实施马歇尔援助计划，借出130亿美元，如今此举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英国在第一年收到7亿英镑，不过这笔钱全被用作高水平的国防支出，这正合美国心意。作为昔日绥靖政策的主要反对者，丘吉尔此时警告有心之人：“一道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