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突厥人与萨珊王朝的关系

获全胜之后，萨珊波斯国内发生了内战。大将军巴赫兰·楚宾在打败突厥人后不久，发动了反国王的内战，霍尔穆兹四世被杀，其子被扶上王位，史称库思老二世。库思老继位以后，巴赫兰·楚宾在马代因（Madain）自立为王，库思老二世乃出奔东罗马。据塞罗菲拉克·西摩卡塔（Theophylactus Simocattes）记：“591年，东罗马帝遣亚美利亚人纳塞斯将兵援之（指库思老二世），与库思老会击巴赫兰，破之，叛兵之中，杂有突厥军队。” 133最后，叛将巴赫兰·楚宾败亡西突厥境内避难。

波斯的这次内乱给西突厥人创造了条件，此后不久，西突厥完成了对阿姆河以南吐火罗斯坦的征服，昆都士和巴尔赫城成为西突厥属地。630年，玄奘经过吐火罗斯坦时，曾住在昆都士一个特勤的封邑里，这个特勤是西突厥可汗之孙。吐火罗斯坦诸国皆臣属于西突厥汗国。

597至598年间，突厥人又发动了与萨珊波斯的第二次战争，战争是因萨珊波斯军队寇边引起。根据亚美利亚史学家塞贝斯（Sébéos）记载，597年，波斯王库思老二世派大将军沙母贝特讨击阿姆河南岸的西突厥汗国的属国，诸国国王向西突厥可汗求援。达头可汗率领30万军队渡阿姆河，打败了沙姆贝特的军队。西突厥可汗达头当时把主要精力放在统一东、西突厥上，不想与波斯军队纠缠，打跑波斯军队之后就迅速撤兵返回东方。当西突厥军队撤走之后，波斯军又寇掠缚罗（巴尔赫）城，掠夺哈烈（赫拉特城）、帆延、吐火罗、塔里堪（Talekan）等地，然后退兵扎营于莫夫城。波斯军队的进攻是骚扰和寇掠性质，这些战争只在阿姆河以南进行。

第三次战争发生在西突厥统叶护统治后期（626—628），这次战争是西突厥属部可萨人与东罗马共同讨伐波斯。西方史书对西突厥可汗统叶护对波斯之战的情况记载甚略，仅有两处提到。一处说统叶护可汗派达渡设到东罗马，以救援其军事上的不利，因此受到欢迎。另一处说：“可萨首领（Ziebel或Dscheboul）与西突厥叶护可汗，固然同时参加波斯之役，而间接致波斯王库思老之死……” 134对统叶护与波斯的战争，中国史书也有简略记载，据《旧唐书》记载，“隋大业末（618），西突厥叶护可汗频击破其国” 135。对突厥可萨人参与东罗马战争一事，西方史书记载较为详细。不过，可萨人虽然进入了波斯国内，然而，由于冬季来临他们还未开战就撤兵了。

尽管如此，这次出击为西突厥人参予波斯宫廷斗争提供了机会。《旧唐书》记：“波斯王库萨和（即库思老二世）为西突厥所杀，其子施利立，叶护因分其部帅监统其国，波斯竟臣于叶护。及叶护可汗死，其所令监统者因自擅于波斯，不复役属于西突厥。施利立一年卒，乃立库萨和之女为王，突厥又杀之。施利之子单羯方奔拂菻，于是国人迎而立之，是为尹恒支，在位二年而卒。兄子伊嗣候立。” 136632年，伊嗣候登上王位，波斯国内的混乱局面结束。在萨珊王朝内乱期间（628—632），波斯人曾经臣属于西突厥汗国，对此，《隋书》记载：“突厥不能至其国（指萨珊王朝），亦羁縻之。波斯每遣使贡献。” 137从东、西方史书的记载可以认定，萨珊波斯在内乱时期曾经承认了西突厥汗国的宗主地位，并确定了某种程度的臣属关系。

在伊嗣候统治的20年（632—651）中，西突厥与萨珊王朝之间没有发生冲突与战争，两国关系和解。

西突厥与萨珊王朝关系的和解可以从三个方面反映出来。第一，西突厥准许波斯使者经其境到中国朝贡。在西突厥与波斯关系破裂以前，波斯使臣到中国朝贡很频繁，北魏时期就有10次，但自568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史书记载的来访波斯使者只有一次，而且是随隋朝使节回访。639年以后，来访的波斯使者又开始出现在中国史书上，据《册府元龟》所记，有5次。

第二，在阿拉伯人入侵波斯之时，波斯王逃到西突厥属地吐火罗斯坦避难。以后，伊嗣候之子逃到吐火罗，得到吐火罗叶护的保护而免遭杀戮。138

第三，波斯人在与阿拉伯人的斗争中得到了西突厥境内吐火罗诸国人民的支持。在伊嗣候之子卑路斯投奔吐火罗，遣使向唐高宗求援之时，“高宗以远不可师，谢遣。而会大食解而去，吐火罗以兵纳之”。吐火罗与萨珊波斯毗邻，其命运与萨珊波斯息息相关，所以出兵帮助波斯人。

阿拉伯人的崛起是两国关系得以和解的原因之一。7世纪初，阿拉伯人崛起，632年以后，阿拉伯人开始向外扩张。633年，即伊嗣候即位的第二年．阿拉伯人第一次攻入波斯。636年，阿拉伯人又与波斯在卡迪西亚进行了一次决战。639年，波斯人在尼可温一役中遭到致命的打击。在阿拉伯人的强势进攻面前，萨珊波斯与西突厥停止了战争，全力以赴地对付阿拉伯人。

西突厥汗国的分裂也是双方关系和解的重要原因。在统叶护可汗去世以后，西突厥汗国分裂，国内虚耗，自顾不暇，无力再对波斯发动战争，于是，两国关系趋于和解。此外，西突厥汗国在中亚诸国中地位下降也是西突厥无力发动扩张战争的原因。630年，唐朝灭东突厥以后，开始对西突厥的态度强硬起来，最终确立了对西突厥汗国的宗主权地位。此后，西突厥汗国在中亚诸国中的威信下降，属国纷纷起来反对西突厥的宗主地位，在无力控制属国的情况下，已不可能发动对外战争。

在西突厥与萨珊波斯的关系中，经济利益始终是两国考虑的主要因素。562年，西突厥与萨珊波斯共灭哒汗国以后，西突厥人的疆域扩展到阿姆河北岸。控制了东、西商路中段，西突厥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企图打破波斯对商路西段的垄断，而波斯对西突厥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掠夺中亚财物。

粟特人在西突厥与萨珊波斯关系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哒汗国统治河中地区时，粟特人已经成为丝绸之路中段的居间者。据沙畹《西突厥史料》和亨利·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的记载，在西突厥汗国统治时期，西突厥转输华丝的贸易主要由擅长商业的粟特人代理。《隋书·裴矩传》有一则记载说，615年，“射匮可汗遣其犹子，使率西蕃诸胡朝贡”。可以推知，在商业活动中，西突厥人以西蕃胡（粟特商人）商队组织者和领导者的面目出现。粟特人企图打破波斯萨珊王朝居间贸易地位的要求，是西突厥和萨珊波斯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室点密在两次使者受辱之后，并未立刻采取报复手段。而四处行商的粟特人，又建议西突厥与萨珊波斯宿敌东罗马联盟，致使西突厥与萨珊王朝的关系毫无转机地恶化下去。

西突厥与萨珊波斯之间的贸易是以阿姆河以南的莫夫城和赫拉特城为中心进行，昭武九姓诸国、巴克特里亚、花剌子模，以及波斯商人都会聚于此。无论是和平友好时期，或是战争时代，西突厥与萨珊波斯之间的贸易从未中断过。这一点可以从发掘出土的萨珊银币上反映出来。在中国境内发现的1171枚萨珊银币中，只有12枚是在沿海地区发现的，其余都是在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139主要出土地点在原来的西突厥汗国境内（即乌恰、库车、吐鲁番等地），其中，在乌恰发现了947枚，约占全部出土银币的82％，这反映了萨珊王朝与西突厥汗国经济交流情况。再从时间上来看，在1171枚银币中，除去阿拉伯时期仿制的281枚外，其中属于库思老二世的就有600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