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罗马人撤离之后

罗马人撤离后，邪恶的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picts）急不可耐地乘着小圆舟穿过海湾，成群结队地闯到这里。就像太阳升起、天气变暖后，一群黑压压的蠕虫从狭窄的岩缝中爬出来一样……他们觊觎着我们的土地……（还有）凶残的撒克逊人……人神共愤，他们的到来就如同引狼入室，他们驱赶走了北方的人民。在这片土地上，再没发生过比这更具破坏性、更令人痛苦的事件了。

——吉尔达斯（Gildas），《不列颠的毁灭》（The Ruin of Britain）1

“410年，哥特人攻占了罗马，罗马人自此终结了对不列颠的统治。”于9世纪首次编纂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言之凿凿地叙述了罗马对不列颠统治的终结。他们迫切需要大批军队来抵御蛮族对欧洲大陆的入侵，从而导致了罗马在不列颠驻军的突然撤离。不列颠许多地方的经济因此很快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并被记入史册。据这部编年史记载，418年，“罗马人掠夺了不列颠的所有珍宝，他们将其中一些藏在地下，以免之后被人发现，并把一部分珍宝带到了高卢”。2这一记载是否真实还有待考证，但却能说明：随着罗马军队的撤离以及犒赏士兵的需要，不列颠的货币经济萎靡不振，城市生活也迅速凋零。其后2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列颠再也没有铸造新的钱币。同时，在与这部编年史时间最接近的文献——《不列颠的毁灭》（编纂于6世纪）里，作者不惜笔墨地描写了罗马人撤离后的社会混乱与两败俱伤的内战情形：“支离破碎的尸体表面凝固着紫色的血液，就像刚被可怕的榨酒机榨过一般。”3

《不列颠的毁灭》是吉尔达斯的作品。他是一位学者，可能也是一位传教士，他很有可能生活在不列颠的西南部。在这部书中，吉尔达斯描述了罗马军团撤退后，来自不列颠岛北部的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如何气势汹汹向南推进，不列颠人恳求罗马人返回不列颠帮助他们，但是遭到了拒绝；绝望之余，他们又向海岸对面的异教徒雇佣兵——撒克逊人求助。正如吉尔达斯所说的那样，通过这一“愚蠢至极”的举措，信仰基督教的不列颠遭到了这些撒克逊蛮人的残酷掠夺：“所有主要城镇都因敌军的再三劫掠而被摧毁；（几乎）所有的居民，无论是教会领袖、牧师还是普通人，均丧生于刀光剑影与熊熊战火之中。”4

虽然吉尔达斯的作品风格华丽，但历史学家对其故事的真实性一直持谨慎态度。吉尔达斯不是小报作者，而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擅长拉丁文写作的作家。5但是，历史学家始终难以确定他进行创作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也很难根据他的著作制订任何事件年表。吉尔达斯说，不列颠人在巴顿山战役（Battle of Mount Badon）中战胜撒克逊人44年之后，他才开始编写这部作品。书中描写了5位不列颠国王，吉尔达斯指责他们骄奢淫逸、自大忘形，白白浪费了巴顿山战役带来的良机。通过推算，我们能知道其中至少一位国王的在位时间，以此类推，可知这场著名战役大概发生在5世纪末，那么《不列颠的毁灭》这本书很有可能写成于530～550年期间。6这一日期（罗马军团从不列颠撤离100多年之后）和书中描写的西部背景（他提到的国王统治着现今的威尔士和英格兰西部诸郡等地区），都意味着我们要谨慎看待书中有关5世纪英格兰历史的表述。显然，对于与他同时代的人来说，他描绘的情景是讲得通的，也达到了他的写作目的。但是现在看来，他所提及的事件都只发生在他所生活的地区，没有一个故事适用于整个国家。考虑到这一点，让我们进一步去了解一下吉尔达斯笔下的不列颠。

考古挖掘发现，罗马人撤离后，在不列颠西部的一些地区先前的生活方式开始复苏。恰恰在这些地区，很难找到早期撒克逊人在此定居的证据，但却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这里曾有过很多不列颠人的山地堡垒，如今人们正在对其进行修复和利用。南卡德伯里[South Cadbury，位于现在的萨默塞特郡（Somerset）]就是一个例子。像南卡德伯里这样的地方在5世纪重新获得了生机活力。在这里，人们曾进行过许多重大建筑工程，还和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往来。仅从进口陶器、酒和玻璃器具的数量上便可以判断，当时这里的经济仍欣欣向荣，人们继续沉浸在奢华享乐的生活中，完全没有察觉到撒克逊征服者们正向西大步入侵。当不列颠人最终意识到他们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所面临的危险时，巴顿山战役中赢得的胜利只会让他们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吉尔达斯在书中没有提到亚瑟王注2的名字，这无疑让“亚瑟王”的追捧者们感到失落。其实，吉尔达斯并没有把巴顿山战役的胜利归功于亚瑟王，而是归功于一个叫安布罗修斯•奥雷利安纳斯（Ambrosius Aurelianus）的领袖，也被吉尔达斯称为“最后一个罗马人”。与其极力去证实安布罗修斯和亚瑟王是否为同一人，不如进一步拓宽有关亚瑟王的研究，相信英雄人物并非只有一人，而只不过亚瑟王（无论是否存在）恰好成了图腾领袖。因此，我们应该摒弃把南卡德伯里看作卡米洛特（Camelot，传说中亚瑟王的宫殿所在之地）的说法，而很有可能的是，每一座被修复的山地堡垒（从不列颠西南半岛向北延伸到现今的苏格兰地区）都有着各自“亚瑟王”般的人物。7这些人物会被写入英雄诗歌，被人们长久铭记，尤其是战斗诗歌，例如《高多汀》（The Goddodin）。8这首诗歌可追溯到大约600年，有人认为，该诗创作于爱丁堡附近地区，用不列颠人的北方方言布立吞语（和威尔士语属于同一词源）写成。这首诗描绘了一场史诗般的战役，该战役爆发于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的卡特里克（Catterick），交战双方为经过精挑细选的基督徒勇士和兵力强大的撒克逊“蛮族”。最终，除了3名幸存者（包括这个诗人）外，基督徒几乎全部被蛮族歼灭，即便如此，他们大张旗鼓的战前准备和战斗中的英勇气概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他们前往卡特里克，威风凛凛、声名大噪；按照当时的风俗，他们金酒囊里装的甜酒简直可以喝上一年；363名勇士都戴着金丝项圈。在所有为了庆功甜酒而战的勇士中，只有3个人逃了出来……即两位来自艾伦（Aeron）和卡嫩（Cynon）的勇士和鲜血直流的我……9

在其中一节诗中，诗人刻画了一个英勇无惧、慷慨大方、令人生畏的英雄形象，“不过，他可不是亚瑟王”——这个提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0这句话很有可能是后来添写的。最初，《高多汀》只是一首口头诗歌，最早的手稿被认为写于9世纪，其中“亚瑟王”的引用只是增加了传奇式人物亚瑟王（巴顿山战役的胜利者，一个令撒克逊人闻风丧胆的人）存在的证据，而当时，这种证据已经很多了。

毫无疑问的是，无论巴顿山有无“亚瑟王”，这场战役的胜利都属于不列颠人。然而，（如吉尔达斯所担心的那样）这只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向西扩张过程中的短暂停歇，这一点似乎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577年的记载中得到了证实，内容如下：

这年卡思温（Cuthwine）和查乌林（Ceawlin）同不列颠人作战，在戴汉姆（Dyrham）杀死了3个王，即康梅尔（Conmial）、康迪丹（Condidan）和法林梅尔（Farinmail）；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