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罗马人撤离之后

占了他们的3座城市，即格洛斯特（Gloucester）、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和巴斯（Bath）。11

“戴汉姆”仅位于巴斯以北6英里注3处，编年史里主要谈到西撒克逊人攻占了3座城市，并没有描绘一场实战。但尽管如此，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记录下这些特定城市被征服的史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尽管这些城市当时已经变得荒凉破败，它们仍代表着罗马的宏伟庄严，其生活方式与附近（和新修复的）的卡德伯里山地堡垒完全不同。

577年之后的几年，以及所谓的卡特里克战役之后，许多新的不列颠人的联盟陆续出现。语言证据（尤其是威尔士语和康沃尔语）表明，尽管新移民取得了很多胜利，但对于他们来说向西推进还是阻力重重。甚至有人认为，直到爱德华一世1282年征服威尔士，不列颠的罗马时代才确定终结。12后罗马时代不列颠的命运经常被一言带过，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n）僧侣比德（Bede）在《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731）中的陈述。

有人曾经说过：

如果你有机会采访英格兰历史上任意一个人物，以期获得所有的英格兰历史知识，比德很可能是不二之选。因为与他交谈一小时，你能汲取到更多真正有意义的信息。13

比德掌握的资料当然要比吉尔达斯多，而且他的文章更具权威性和教导性，可信度更高，这恰恰是吉尔达斯书中所缺乏的。因此，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在出版不久之后就被视为权威之作。比德在书中谈道，当不列颠人向罗马人寻求救援无果时，一位名为沃蒂根（Vortigern）的国王建议不列颠人应该向距离更近的地区寻求帮助。14正因为如此，449年，3艘标有“盎格鲁或撒克逊”字样的战船抵达不列颠海岸。这个计划看起来很成功（撒克逊人太精明了，他们发现不列颠岛上资源富饶，但那里的人却懒散松懈），不久之后，越来越多的撒克逊人与其盟友纷至沓来。据比德所说，他们来自3支强大的日耳曼部族，分别是撒克逊、盎格鲁和朱特（Jutes）。 他们的领导者亨吉斯特（Hengist）和霍萨（Horsa）注4是朱特部族的王子，是异教神沃登（Woden）的后裔。不久以后，“这些人成群地”涌入内陆并定居下来。15朱特人占据了肯特（Kent）和怀特岛（Isle of Wight）；撒克逊占据了如今的埃塞克斯郡（Essex）、萨塞克斯（Sussex）和英格兰西南地区；盎格鲁占据了英格兰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盎格鲁人非但没有保护不列颠人，还联合皮克特人对付他们，因此不列颠人的处境比之前更糟糕。后来，当不列颠人未能向新移民者交纳所规定的酬金时，盎格鲁人发动了叛变，不列颠人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一些人遭到屠杀，一些人逃离海外，还有一些人饿死或者苟且为奴。

关于后罗马时代不列颠恐怖时期的描写，人们一直认为比德受到了吉尔达斯的影响。多年以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比德的学识和意图，也采取了许多新方法研究其著作。曾经看似简单的问题现在也变得复杂得多，例如，比德命名的3个“新移民”群体是否合理？另外，物质文化（例如，男女佩戴的胸针，他们的盆罐、服饰和葬礼的残留物，人死后是土葬还是火葬）是解码部族身份所必需的线索，根据这些，历史学家能够对他们手中的英格兰地图进行颜色标识，并用箭头显示新移民和欧洲大陆（新移民的家乡）的关系。但是，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些证据还有待考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史学家们对带有“种族纯洁性”的观点持谨慎态度，开始质疑这些箭头和标注的真实性，怀疑比德笔下的部族是否基于客观现实：这些名字有没有可能是异族人在新的土地定居后得到的？居住在肯特郡的居民有没有可能是在到达怀特岛和肯特郡之后而非之前才成为“朱特人”的？难道特定服饰不能成为人们追求时尚的符号，而只能是他们的身份标志？同样，不列颠人也有可能会被这些新移民者同化，在穿着、住宅和埋葬方式上，模仿入侵者的风格。很快，他们像这些“新主人”一样变得“日耳曼化”了（不久，这些“新主人”也会使自己变得更像“罗马人”）。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完全相信比德的标注以及他和吉尔达斯都曾提到的不列颠人大屠杀。我们所需要的是对种族进化有所了解。16

尽管如此，有关不列颠人的命运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原居住地等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不久之前，有人称DNA检测将有可能解开所有谜团，这也曾轰动一时，但是现在人们对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开始持怀疑态度。于是，又有人提出了其他方法——同位素分析方法。如今，检测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比如它还无法对火化尸体进行分析，但却能支持这一结论：5世纪的历史或许更依赖于范围广泛、数量众多的故事，而非某一次的长篇大论。为了找到证据，有人曾从北约克郡（North Yorkshire）西赫勒顿（West Heslerton）的一座公墓中取材，其检测结果也十分有趣：在24名死者中，只有4名可能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13名来自奔宁山脉（Pennines）西部地区，7名来自当地。17因此，我们随后将重点关注5世纪时不列颠的不同部族，以及他们重塑罗马人所遗留的文化传统的不同方式。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部族最终都将并入英格兰王国，但在5世纪时，这是人们不可能想象出来的。因此，我们所研究的定居点一定具有多样性特征，而不可能是某种“典型”定居点。我们在认知上存在不确定因素和空白，这也使我们不能准确描述某种定居点的模式。总的来说，我们并不能对已知的事情做出总结，而是只能列出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历史证据很少是浅显易见的。实际上，许多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点的位置都很难确定。例如，我们通常用陶器来辨别罗马或中世纪晚期的遗址，但在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定居点里却完全没有陶器存在的痕迹，这可能因为当时的定居者还没有制作过陶器，也可能因为他们的陶器质量太差，都已经碎成碎片，即便留下了极少量的陶瓷碎片，考古学家们也很难发现。18有时，实物的意义也是很难猜透的。例如，在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和中英格兰东部（East Midlands）的许多火葬场所，经常（并不总是）会发现一些梳子，我们无法按照年龄、性别和身份对梳子进行分类，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梳子和遗体一起被烧掉了，而有一些却没有被点燃。相比之下，在土葬中，梳子比较少见，难道是因为它们在土里不如在骨灰盒里保存得好？19带着这些保留意见，让我们来探究一下埃塞克斯的小村庄玛汀（Mucking）——最早的盎格鲁-撒克逊遗址之一，人们对其已经进行了广泛挖掘、探究。20

玛汀位于泰晤士河北岸。起初，它是罗马人的一个根据地，或许甚至是一个撒克逊海岸堡垒，由罗马人雇用日耳曼雇佣兵进行管理，以保护海岸线，尤其是伦敦不受侵犯。一次考古发现最早证实了这种可能性：在这次发掘中，人们发现了一枚精致的铜银扣，如今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在4世纪时，这种类型的铜银扣主要颁发给罗马的军事人员，如今常常出现在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坟墓中。我们不能确定定居点始于何处，但是可以知道，到了5世纪，一群日耳曼移民者来到玛汀开辟荒废田地，开始定居生活。不过他们会避开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