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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那里。埃德温去世时[他在哈特菲尔德蔡斯战役(Battle of Hatfield Chase)中,被麦西亚国王彭达(Penda)和格温内思国王卡德瓦隆(Cadwallon)的盟军所杀],诺森布里亚再次分裂。南部的德伊勒王国被埃德温的一个同族亲戚奥斯里克(Osric)继承,他曾接受了保利努斯的洗礼;而伯尼西亚则被艾特尔弗里思的儿子厄弗雷德(Eanfred,他也接受了洗礼)继承,比德告诉我们,在此期间,他的兄弟奥斯瓦尔德(Oswald)正处于流放期间。然而,一旦当上国王,奥斯里克和厄弗雷德都放弃了他们的新信仰。接下来的事情揭示了比德对当地传统和社会情绪的困惑:比德写到,奥斯里克和厄弗雷德因叛教而被卡德瓦隆惩罚,他入侵了诺森布里亚,但在这里比德自己却拒绝承认卡德瓦隆本身就是基督教徒;相反,他被描述成“无神论者”,比德则继续为卡德瓦隆死在厄弗雷德的兄弟奥斯瓦尔德之手而欢欣鼓舞。此外,比德还将奥斯瓦尔德战胜卡德瓦隆归功于他竖立的木十字架,他的士兵曾在参加天界战役(Battle of Heavenfield)之前在这里祈祷。然而,安德楠(Adomnan)著于30年前的《科伦巴传》(Life of Columba)写到艾奥纳的圣科伦巴使奥斯瓦尔德赢得了胜利。但是在比德的刻意描述下,奥斯瓦尔德成了一个罗马康斯坦丁式的英雄人物。
在《英吉利教会史》的序言中,比德就提到他的著作中所牵连到的并非都是“完整事实”:
我真心恳求,如果有读者在我的著作中发现了超越事实的内容,请不要将其归咎于我。因为,按照历史的真实性原则,我只是根据大众的普遍说法来撰写我的作品,以期为后人提供指引。19
比德所提到的“大众的普遍说法”对不列颠基督教徒语焉不详,提及的只言片语也是负面评价。毋庸置疑,这些“大众”本来就包含在教皇格列高利转变英格兰信仰的计划中。但据比德记录,当遇到圣奥古斯丁时,他们极其排斥他,拒绝改变自己的习俗。另外,更令比德难以容忍的是,这些不列颠基督教徒也拒绝向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异教徒传教。奥古斯丁据此宣称,上帝会惩罚他们的顽固不化。因此,当力量强大的(异教徒)艾特尔弗里思在切斯特附近与北威尔士的不列颠人战斗时,他下令屠杀大批祈祷的僧侣,理由是他们的祈祷也被看作是一种反抗,这在奥古斯丁看来并不奇怪。比德对此得出结论,奥古斯丁的预言在这场胜利中得以应验。
关于不列颠和爱尔兰,比德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复活节的日期。在有关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的任何讨论中,这个令人烦心的日期问题常常占据了过多篇幅。这些计算正如他们研究月亮的盈亏一样,十分复杂,不仅在英格兰,整个欧洲也在进行广泛的讨论。但是每年通过各种算法所得到的日期相差无几,也并非所有地方都像英格兰那样把复活节的日期看作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在诺森布里亚,辩论的细节众所周知,反方是来自里彭(Ripon)的修道院院长威尔弗里德(Wilfrid),他热衷于在罗马学到的日期算法;而正方是林迪斯法恩的僧侣们,他们希望继续忠实于从艾奥纳的圣科伦巴那里继承的习俗。664年,经过惠特比(Whitby)宗教会议激烈辩论后,威尔弗里德在国王奥斯威尤(Oswiu)的支持下取得胜利。此后,威尔弗里德明确索要最开始由不列颠教士所管辖的北部领土,甚至表示他的管辖权可能扩大到爱尔兰。主教会议结束后,教皇维塔利安(Vitalian)马上给国王奥斯威尤写信,他说威尔弗里德旨在把现代苏格兰地区以及爱尔兰海一并纳入诺森布里亚统治之下。大约20年后,到了685年,在争夺皮克特地区的邓尼城战役(Battle of Nechtansmere)中,这种野心遭到当头棒喝:时任诺森布里亚国王埃格弗里思(Ecgfrith)的部队被歼灭,其本人也自杀身亡。“从这时开始,”比德称[引用维吉尔(Vigil)的话],“英格兰王国的希望和实力开始‘日渐衰退’。”20比德毫不犹豫地批判了埃格弗里思的政治野心。就在邓尼城战役的前一年,埃格弗里思派出一队远征军到爱尔兰沿岸,很明显,这一举动使比德大为震惊,“这次远征给一个对英格兰毫无敌意、心存友善的民族带来了灭顶之灾”,“连教堂和修道院也没有放过”。21
毋庸置疑,尽管比德坚决拥护复活节日期采用“罗马式”记法,他作品中的主人公是爱尔兰传教士,奥斯瓦尔德在天界战役中胜利后,便邀请这些爱尔兰传教士来到自己的王国。奥斯瓦尔德是否明白他的胜利应该归功于圣科伦巴的努力,我们不得而知,但因为艾奥纳是当时苏格兰的主要修道院,所以毋庸置疑,是一位来自艾奥纳的僧侣——主教艾丹(Aidan)将基督教的福音传入他的新王国。在对艾丹以及艾丹与奥斯瓦尔德的密切关系(奥斯瓦尔德流亡时曾学习过爱尔兰语,并做过艾丹的个人翻译)进行描述时,比德很有可能想到了自己的国王塞奥尔伍尔夫(Ceolwulf)。比德深信,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里没有足够多的主教,其中能充分履行职责、认真传教的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他敦促约克大主教埃格伯特(Egbert)寻求补救措施,并使他相信:在国王塞奥尔伍尔夫那里他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帮手”。22作为一名模范的忠实信徒,比德希望他将自己的《英吉利教会史》献给国王塞奥尔伍尔夫之后,国王能够充分留意艾丹和奥斯瓦尔德之间的关系。
比德在书中前言写到,他决心要“避免任何有害的内容”,仅向国王塞奥尔伍尔夫和其他读者展示“好人和他们好名声”的故事,却省略了大量基督教在盎格鲁-撒克逊传播100年以来遭遇的冲突与动荡。埃德温在约克受洗,与他在633年去世这之间仅有6年时间;比德在他的历史记录中将这一年略去,足见他去世这一年社会的混乱程度——这一年代替为奥斯瓦尔德的统治,以及埃德温的王后带着她的孩子和保利努斯一起逃回肯特的故事。在罗马的传教任务中,只有坚强的执事詹姆斯还留在约克,在那里继续传授罗马式的圣歌。然而,奥斯瓦尔德即位以后,基督教的传教任务立刻转向北部。
由保利努斯和詹姆斯最初发起的罗马教士传教与艾丹发起的艾奥纳教士传教之间的差异可能经常被夸大,但这种差异的确存在。保利努斯设想了一个基于城市的基督教,从约克开始,以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教堂为典范,这也是教皇格列高利的构想(尽管最初他设想伦敦是英格兰的主教区而不是坎特伯雷)。但是爱尔兰人很少见识过城镇生活,因此艾丹决定住在林迪斯法恩,虽然不是在皇家城市班堡(Bamburgh),但距离却很近,这样他不仅有机会与国王合作,还可以在他的修道院和宫殿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字面意义和象征意义上均如此)。尽管艾丹与奥斯瓦尔德关系密切,比德还是在字里行间清楚地表明艾丹并非宫廷人物。他虽然去参加宴会,但机会不多;他宁愿徒步也不愿骑马;他也不避讳对富人的批判。作为高级教士,艾丹这种保持自我的性格通过逐渐与奥斯温(Oswine)建立起的友谊得以彰显。奥斯瓦尔德去世后,奥斯温继任德伊勒的国王——诺森布里亚再次一分为二——而奥斯瓦尔德的兄弟奥斯威尤占领了伯尼西亚。有一次,奥斯温给了艾丹一匹极好的马,艾丹马上把它送给了附近的乞丐。奥斯温对艾丹这一慷慨行为大为愤怒,但在艾丹的劝说下得以缓和:“这匹母马的孩子当然不如上帝的孩子珍贵了。”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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