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维京人卷土重来

么做必然会使自己受到诅咒，现在为了他灵魂的慰藉和人民的福祉必须停止这场交易。于是，会议结束几星期之后，国王庄重地恢复了阿宾登修道院的所有权利。作为回报，教士们做了1500次弥撒，唱了1200篇赞美诗来救赎国王埃塞尔雷德的灵魂。11

无论如何，993年埃塞尔雷德捶胸顿足表示忏悔的那一刻，看起来或许很激动人心，但也不能称作非凡之举。因为直到近期的研究发现，它才显得较为合理。研究中世纪英格兰的学术界关注国家权力的增长，关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就已经出现雏形的议会，却没有意识到盎格鲁-撒克逊后期品德高尚的国王已经司空见惯。如果埃德加国王是位眷顾自己臣民的好牧师，那同样埃塞尔雷德是一位回头浪子。没有人可以想象基于教义的国王只扮演统治者一个角色——对于国王来说更重要的品德是谦卑，愿意赎罪，愿意与臣民荣辱与共。12

埃塞尔雷德于993年承认过错之后，又下令修复了一些他“年轻”时期毁坏过的教堂（例如罗切斯特教堂和温切斯特教堂），并向埃塞尔沃尔德主教再次致敬。埃塞尔沃尔德主教的去世现在被认为是国王远离正义的开始。13埃塞尔沃尔德时期的奥尔特敏斯特大教堂坐落于温切斯特，现已扩建，并重新装饰（塔顶上有一个金色的风向标）。如今这里又重新举行了献堂礼，这使人联想到980年为了教派和解而举行的献堂礼。996年，埃塞尔沃尔德被奉为圣人，其遗体被恭敬地安置在教堂内坛，以便时刻监督并指引国王的行为。14

到了996年，埃塞尔雷德认为，随着他的荒唐青春不再，再加上奥拉夫（那些年最重要的维京人）忙于争夺挪威（人们都皈依了基督教）王权，他幻想着最终会获得上帝的支持，圣徒们也会站在他这边。《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作者对埃塞尔雷德颇为不满）在那一年除了记载阿尔弗里克（西格里克大主教在前一年去世）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外并无其他内容。然而和平是虚幻的：997年，维京人入侵康沃尔郡和德文郡，“最终带着战利品满载而归”；998年，维京人又入侵萨默塞特郡，多塞特郡和怀特岛。据《编年史》记载，998年“维京人在多塞特郡长驱直入，恣意妄为，虽然英格兰军队会进行抵抗，但总以失败告终”。15正如《编年史》所记载，从那时起，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999年，英格兰为阻击维京人进攻所做的努力并没有任何实质性作用，反而加重了对人民的压迫，造成金钱浪费，并导致维京人再次发动入侵；1000年，英格兰人在海战中一败涂地；1001年，形势“全面告急”。国王在1002年下令屠杀所有在英格兰的丹麦人，原因是“国王被告知这些丹麦人会勾结大臣谋害他的性命，最终夺取整个王国”。《编年史》对这一段的记载也印证了当时的绝望情形。16

尽管只有牛津一个明确的证据，但埃塞尔雷德1002年屠杀丹麦人的命令确实得以执行。埃塞尔雷德颁发给牛津大学圣弗丽德丝维德修道院（St Frideswide）的特许状（来恢复其特权）对相关细节毫不掩饰：国王下令后，牛津城内的丹麦人纷纷逃到了修道院寻求庇护。但却无济于事，牛津当地人和周边地区的人不断搜捕丹麦人，在发现不能将丹麦人驱逐出教堂时，便将其付之一炬。17

然而，这些丹麦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呢？18

那些已经长期融入英格兰社会、受英格兰法律保护的丹麦人不大可能是这次屠杀的目标。“受害者”很可能是埃塞尔雷德招募的一些丹麦雇佣军，用来抵抗其他丹麦人的入侵。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1001年，帕里格（Pallig，丹麦人主要首领）加入了入侵汉普郡的维京人军队，违背了对埃塞尔雷德的诺言。国王曾赠予帕里格大量的土地和金银财宝。19虽然英格兰已经与维京人订立盟约，但是埃塞尔雷德不能容忍这种背叛，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国王为什么会下令实施大屠杀。关于屠杀事件缘由还有一个（不能证实的）说法：据12世纪马姆斯伯里的历史学家威廉记载，1002年受害的不仅只是帕里格，还包括他的儿子和妻子贡尼尔德（Gunnhildr，丹麦王斯韦恩的妹妹）。因此，之后斯韦恩国王入侵英格兰实际上是为了报仇。

无论威廉故事背后的真相是什么，据《编年史》记载，毫无疑问，从1002年开始，维京人进攻的力度的确不断加大，随之也加剧了人们对埃塞尔雷德的背叛。因此，1003年，当斯韦恩进攻威尔特郡时，郡长阿尔弗里克没有抵抗，反而“故技重施，假装自己生病，恶心呕吐，背叛了他原本应该守护的子民”。20第二年，斯韦恩攻打诺里奇（Norwich）时，东盎格利亚的乌尔夫基特尔（Ulfcetel）英勇防御，但关键时刻士兵倒戈，最后，“这位东盎格利亚英雄血洒沙场”。211005年，英格兰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饥荒，维京人撤退，英格兰出现了久违的和平。到1006年，他们又卷土重来，（据《编年史》记载）当时人们忧心如焚，害怕国破家亡。

面对1006年维京人的大举进攻，埃塞尔雷德降罪于身边大臣，这与处理993年危机的方式如出一辙。22王室成员伍尔夫吉特（Wulfgeat）被剥夺了全部财产，诺森布里亚郡长埃尔夫赫尔姆（Aelfhelm）被杀，同时其两个儿子的眼睛也被弄瞎。993年，埃塞尔雷德又把矛头转向了那些对他忠心耿耿的人们，例如，坎特伯雷大主教西格里克、英格兰西部郡长埃塞尔沃德及他的儿子埃塞尔默，1006年则是麦西亚郡长侵占者伊德里克•斯特奥纳（Eadric Streona）和他的兄弟们。鉴于伊德里克之后的行为，不难看出他为何能获得“侵占者”的绰号，而埃塞尔雷德则被称为“糊涂王”（后被误译为“仓促王”）。

我们无法确切了解1006年“宫廷政变”的过程。23例如，埃塞尔默离开宫廷去恩舍姆修道院（院长埃塞尔沃尔德的前学生阿尔弗里克的住所）做修士，我们很难知道这一决定是出于无奈，还是因为他对埃塞尔雷德国王的判决感到失望，亦或者是因为他和埃塞尔雷德都认为祈祷是当前应对英格兰严峻局势的最好方法。这些年弥漫的绝望情绪显而易见，就如同993年一样：埃塞尔雷德当时意识到上帝是他的帮手，他必须竭力讨得上帝的欢心。恩舍姆修道院的记载在这一点上非常明确，与《编年史》描述的危机情形相差无几：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忍受着连绵的战火，敌人掠夺我们的财富，还有来自蛮族的野蛮侵略，以及异教徒的压迫，我们已然濒临绝境，生活在危险的时代。所以对于生活在世界末日的人来说，灵魂急需慰藉。24

遭遇危机的这几年（事实上不仅仅是危机的那几年，他于1023年才去世），最持久、最有影响力的声音来自伍尔夫斯坦。我们对伍尔夫斯坦996年成为伦敦主教之前的事知之甚少。（伍尔夫斯坦一直担任伦敦主教，直到1002年才被晋升为约克和伍斯特大主教）但是，当时人们就已经非常推崇他“具有极其敏锐的头脑”，知道他一直关注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25他的5篇布道中，其中一篇用拉丁文写成，其余用方言写成的4篇全部关于世界末日，写作时间始于他担任伦敦主教时期。虽然人们一直无法得知世界末日的确切时间，但是忽视研究世界末日、否认维京人的到来是末日前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伍尔夫斯坦写道，“外国人和异族人正在蹂躏我们”：

正如基督在布道时所述内容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