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百年战争——爱德华爵士、染血的城堡与美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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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这一番惊心动魄的“政治杂耍”后，爱德华爵士打算通过纯粹的勤政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现存的从14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皇家文献表明，爱德华爵士在议政委员会的出勤率是最高的。此外，1393年爱德华爵士向税务法庭提交的报销账目也能给人以启示。这本账目不厚，内容包含了他前一年所有的支出，非常难得。这本账目证明了，过去一年他至少有207天在为国王服务，而且他一直发挥着国王与议政委员会之间的联络官的角色，毕竟，国王习惯于在全国四处出访，而议政委员会基本上是在威斯敏斯特召开。国王出访的目的地从伦敦到斯坦福德（Stamford）、多佛、诺丁汉等地，不一而足。这表明，爱德华爵士很少有时间走下马鞍。不过，他的勤奋也有了回报。仅仅为国王效力几周后，爱德华爵士便被准许在苏塞克斯郡购买新土地，并被赐予了100马克（67英镑）一年的皇家津贴。

当然，这其中的不利之处是，爱德华很少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待在他的新城堡中（这时新城堡肯定基本竣工了），或陪伴他的妻子。遗憾的是，关于伊丽莎白• 达林里奇，我们现有的信息并不多。在中世纪的皇家文献中，女性留下的足迹要比男性少得多。正如一个世纪后著名的诺福克郡的帕斯顿家族（Paston family）所做的那样，达林里奇夫妇也许会有私人的信件往来。但是可惜，他们没有任何信件保存了下来；同样，也没有任何遗嘱、祈祷书、财产清单或墓志铭留下。不过，通过研究与达林里奇夫人同时代、同家教身世的其他女性的类似文献，再加以想象来推测，我们也可以对她的生活有个基本的了解。

在爱德华爵士长期外出期间，几乎可以确定，伊丽莎白既要负责家庭，也要负责庄园的打理。尽管她会将大部分枯燥的工作委托给职业的庄园管家打理，管家也要向她负责，并接受她对账目的审计。同样，家务人员，包括厨师、猎人、牧师和管家也要听从她的命令。对志在四方的爱德华爵士而言，自己长期在外，伊丽莎白作为女主人打理庄园的能力，应该也正是她最初让自己动心的地方。当然，我们绝不会自欺欺人：从爱德华爵士的角度考虑，他属意的这位年轻小姐最大的魅力，无疑是她拥有大片的土地。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以为男人娶女人就是为了获得她的财产或者传宗接代，那我们就错了。虽然上述因素也非常重要，但像爱德华爵士这样的男人，娶妻也是为了爱情或寻找人生的伴侣。骑士传奇充斥着这样的情节：年轻的骑士为了赢得小姐的芳心，会做一些极为荒唐又危险的事。此外，中世纪一些最有成就的事，也是由夫妻协力、互相扶持而完成的。

因此，伊丽莎白一定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女士，不仅知书识字，而且会法语、拉丁语。当然，她学习读写的动因不是为了方便庄园的管理，而是为了让她能够更接近上帝。到了14世纪，在贵族阶层，宗教已经成了更为私人、内省的事。13 世纪时，在引入的忏悔书的刺激下，但凡有财力的男男女女，购买祈祷书的越来越多。这样，他们便可以在私下践行自己的信仰。

这种越来越私人、私密的虔诚在博迪亚姆城堡的教堂设计上也有反映。当然，城堡建有教堂早已见怪不怪，即便最早的土木城堡，也在城墙内建有教堂。伦敦塔、科尔彻斯特城堡和罗切斯特城堡也是如此。然而，博迪亚姆城堡的教堂却与它们有两处不同。首先，它故意突显自己的防守缺陷。教堂设置了一扇非常宽敞的哥特式三分格窗，占据了城堡的东墙。此外，教堂是整个城堡的房间中唯一打破了城堡整体的、完美的对称设计的地方。这两处的效果是刻意设计的，爱德华爵士一家旨在借此向世人宣示他们对基督信仰的虔诚。这样的建筑结构表明，他们为了表示虔诚，宁愿将自身的性命暴露给敌人，宁愿牺牲城堡的完美设计。在宗教方面的考虑面前，防御性和整体外观的考虑只能屈居次位，这一点毋庸置疑。

博迪亚姆城堡中教堂的第二个创新之处要从内部才能观察得到。从14世纪开始，享有特权的个体（往往是城堡主人）可以站在一间小小的私室内，俯视教堂的主体结构，私下观看弥撒仪式，这种建筑布局已经非常常见。在博迪亚姆城堡，爱德华爵士的主卧室有一扇门，通往一间小小的私室。在那里，爱德华爵士便可以直接俯视祭坛。博迪亚姆城堡的这种布局，和越来越普遍的私人宗教信仰书籍的使用以及在贵族家庭中雇佣忏悔神父的趋势一样，非常有信服力地说明了14世纪贵族阶层的宗教生活越来越私人化。

趋向于私人化的宗教崇拜形式的运动，竟然是由在法兰西沾满了鲜血的爱德华爵士这样的人所引导。乍听之下，这也许不可思议。然而，正是这些人，随着年纪的增长，随着他们越来越接近上帝，他们良心上的包袱也最沉重。例如，兰开斯特公爵亨利，在百年战争的前期战役中久经沙场，在他的《神圣药品之书》（Livre de Seyntz Medicines）中，便进行了痛苦的良心反省，描述了年轻时的杀戮与旧日的仇恨给他灵魂带来的折磨。另一位沙场老将威廉•比彻姆（William Beauchamp），也成了新的宗教崇拜形式的热忱支持者和虔诚信徒，追求着类似的救赎。即便是爱德华爵士曾经的指挥官，残忍的罗伯特• 诺尔斯爵士，最终也为他早年的罪恶行径进行了忏悔。在生命的晚期，他在庞蒂弗拉克特（Pontefract）建造了一座教堂，并向教皇寻求宽恕。

同样，爱德华爵士加入了国王的议政大臣的队列后，他开始混的圈子里的人，正是更为自省、私人形式的宗教崇拜的拥趸。同理查二世一样，聚集在宫廷的文人学士，更沉湎于这种内省式的冥想，也支持理查二世的反战情怀。约翰•克兰沃维爵士（Sir John Clanvowe）和爱德华爵士一样，也是骑士出身的议政大臣，议政委员会的会议出勤率也很高。他创作的诗歌便讽刺了骑士精神的完美典范，谴责了那些为利而战的人。另一位宫廷诗人约翰• 高尔（John Gower）也响应了这些观点。

“在当今世道，”他写道，“骑士精神的维护纯粹是为了骄傲与愚蠢的乐趣。”

爱德华爵士在宫廷一定会遇到的另一个人——杰弗里• 乔叟。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早期手稿早已娱乐了达官显贵。从某种程度上说，即使相遇在国王的宫廷之前，他们二人的生活轨迹也高度相似。两人都出生于14世纪40年代初期，从1359年开始都在法兰西参加过战争。和爱德华爵士一样，乔叟也曾为冈特的约翰短暂地效力。爱德华爵士做议政大臣时，他也是其中一员。但是，他们的人生在早期便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爱德华爵士属于士绅阶层，乔叟却是商人的儿子。爱德华爵士大发战争财，而乔叟第一次远征便成了俘虏，不得不为自己赎身。随着年龄渐长，乔叟越来越频繁地拿起笔杆子，成了政府职员与诗人；爱德华爵士则继续依赖他的剑，为自己走向人生的巅峰硬生生劈出了一条道路。

那么，诗人是怎么看待战士的呢？一些现代作家认为，乔叟、克兰沃维和高尔一样，对当时的骑士制度持批判态度。另有些人则认为，乔叟对骑士制度只有真诚的赞美。还有人主张，乔叟试图调和这两种矛盾的观点。说到底，一切还要取决于乔叟是否运用了讽刺的手法。但是，我们对此就无从得知了。毕竟，这位诗人的思想太过于深邃。

等待我们回答的一个更重要、也同样深奥的问题，是爱德华• 达林里奇如何看待他自己。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