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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细长的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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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尽到职责,取得该日应有的战果。”[50]

但是,有什么战果?为什么辛苦打这场仗?大部分部队行事比这支部队理性。有位接掌奥匈帝国第十九师的将军,向麾下军官发布了一份严厉的师部命令(“一些观察心得”),文中描述了一支正分崩离析、军服肮脏、步枪生锈、不向长官敬礼、一有机会就装病逃避差事、军纪荡然、消极被动的军队。[51]这个奥匈帝国师最后会拨给德国人,以充实德国的南集团军,即法尔肯海因所批准成立,以坚定失去斗志之奥军信心的一支新军队。一九一四年圣诞节,弗里德里希大公收到他的圣诞礼物,即又一次撤退。这次撤退使哈布斯堡王朝军队退到了喀尔巴阡山脉边。第一、第四集团军仍待在克拉科夫与新桑德茨前面的杜纳耶茨河—比亚拉河阵地,但其他奥军全退到喀尔巴阡山脉:第三集团军部署于杜克拉山口两侧,司令部设在卡绍(Kaschau,斯洛伐克语称科希策/Kosice),第二集团军部署于恩格瓦尔(Ungvár,乌克兰语称乌日霍罗德/Uzhhorod)周边,南集团军司令部设在穆卡奇(Munkacs,乌克兰语称穆卡切沃/Mukachevo),弗朗译-巴尔丁的暂编兵团位于马拉马罗斯-锡盖特(Maramaros-Sziget,罗马尼亚语称锡盖图-马尔马切伊/Sighetu Marmatiei)。

换句话说,哈布斯堡王朝军队正缓缓退入匈牙利,这与他们所应走的路——挺进俄罗斯——完全背道而驰。弗里茨尔和康拉德为一连串没完没了的败仗大为难堪,重施他们在伦贝格的故技,指责麾下部队“未能执行计划周详而本该会成功的作战行动”。康拉德甚至不愿听前线部队的一连串辩解:“总司令部无法理解,数日来我们的部队怎会让自己在大雾中遭俄军奇袭、打败,而非反过来利用大雾奇袭、打败敌人。”[52]但部队清楚原因;他们撑不下去了。这时每个奥地利军人都受到怀疑,不管是被怀疑怕死、装病,还是替敌人刺探情报。来自奥匈军总司令部的定期公告,提醒所有官兵留意在奥军前线后方到处走动的俄国特务:“有些特务在左腋窝下面文了一条鱼,有些特务在脖子上印了一个俄国十字,还有些特务的军服上,有一只纽扣后面刻了‘Vasil Sergei’字样。”士兵获告知留意其实根本不存在的人物:“有位俄国上尉参谋名叫卢布诺夫,他开车四处跑,黑发,长得帅,体格健美,通常是平民打扮”,或“有个俄国人,讲得流利的波兰语,脸白,带聪明相,蓝眼,金发,戴围巾,穿黑外套;据信在我们第十一军周边活动。”[53]

弗里德里希大公责备麾下将领,在步兵于前线遭屠戮时,自己在后方毫无作为。他怒叱道,“师长必须亲临战场……不该待在遥远后方用电话与下属军官联系。”弗里茨尔以恳求口吻说,绝不可让奥匈帝国的士兵“觉得师长待在安全的后方……不管他们死活”。他要将领在前线领军,组织侧翼攻击,阻止自杀式的正面强攻。[54]

他的命令不管用:战争头五个月战死了三千两百名奥匈帝国军官,其中只有三十九人是上校或将军。[55]奥匈帝国士兵受到遥远上级长官的漠视,却有时受到俄国人的搭救。有位挖壕沟时中了两枪的奥地利军人,忆述他获救的过程:“我受伤躺了两个小时,被一名俄国步兵发现。那人迅速包扎(我的伤口),把我扶离射击范围,让我躺在一旧壕沟里的马毯上。”[56]其他俄国人就没这么好心。有个哥萨克人在喀尔巴阡山脉附近经过一名光着脚的俄国军人和一名犹太村民身旁时,要那村民脱下他的“犹太靴”给那个军人。村民不肯,哥萨克人即要那个军人褪下长裤,然后回头向那村民说:“现在给我亲他的屁股,想想你自己命好,还能活到现在。”村民乖乖做。片刻之后,三人分道扬镳,哥萨克人大笑,俄国军人欣赏他那双上好的新靴子,犹太村民光着脚。有位目睹这段迫害犹太人之事的俄国军官写道:“集体迫害犹太人所留下的阴影,落在我们迫害过的每个地方”,“或许有人会说这些只是‘逸闻’,但它们远非逸闻,而是我们近代史上的重大史事。”[57]

极力躲避前线匮乏生活的康拉德,这时把他的总司令部从新桑德茨往更西边移,移到奥属西里西亚的泰申(Teschen),进驻弗里德里希大公位于该地的府邸和邻近的阿尔布雷希特高中。此后直到一九一七年三月他遭撤职,这个建筑群一直是他的豪华总司令部,有马厩、网球场、咖啡馆,还有丰盛餐食可享。康拉德以地理教室当他的办公室,在此研究地图,每天向弗里茨尔简报两次;除此之外,这位大公什么事都不必做。[58]皇储卡尔大公更闲。前线军官指出总司令部大人物的生活作息基本上和老百姓没两样:“我们的司令官知道怎么管,但不知道怎么领导,”第四集团军某少校写道,“司令官应该要表现出意志和人品,以作为他参谋的表率。”在泰申,这两样都付诸阙如。[59]

在泰申,佳肴美酒不虞匮乏。那里的所有开销,包括康拉德使用他的府邸,弗里茨尔都向陆军部报账请款,爱国心荡然无存。但在弗里茨尔与康拉德所弃之不顾的土地上,粮食非常短缺,致使要到加利西亚、喀尔巴阡山脉的部队报到的奥匈帝国军官,自己带食物过去。康拉德在泰申创设了“战时新闻总部”,其职责是以吹捧性的文章,例如《我们的康拉德》(Unser Conrad)、《我们在战场上的王朝》(Unsere Dynastie im Felde),为他的名声增光。编制员工名单里放进摄影师、电影制片人、雕塑家、作家(包括里尔克与茨威格)的名字,以予人重振雄风的印象,且发布《俄罗斯猎杀》(Russenjagd)之类的画作或《从杜纳耶茨河到桑河》(Vom Dunajec zum San)之类乐观的宣传小册。[60]没人受骗。康拉德的德国联络官胡戈·冯·弗莱塔格-洛林霍芬(Hugo von Freytag-Loringhoven)将军向法尔肯海因报告,康拉德的军队是“一碰就破的工具”。奥地利的师级部队,兵员少到只有五千人或更少,连级部队少到只有五十人。有作战经验的奥地利军官大量战死,乃是一大“灾难”。俄国人吹嘘他们俘虏了数万奥匈帝国官兵(相对地只俘虏了两千德国官兵)。评估过这支破败的军队后,兴登堡向德皇抱怨,他不得不倚赖“一支优柔寡断、战斗力差的奥地利军队”[61]。

逃离战区的犹太人

一九一四年晚期,趁俄军还未到,逃离家园的加利西亚犹太人。

犹太人在俄罗斯帝国内受迫害且常受到俄国士兵虐待,得知俄军要来,即收拾能带走的家当逃难。有位俄国军官写道:“集体迫害犹太人所留下的阴影,落在我们迫害过的每个地方。”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在维也纳,博尔弗拉斯从康拉德处得知,东线战事已无指望。在附近的某个红十字会医院里,有个记者难过地看着一名刚从波兰回来的奥地利军人死亡。绿脓从大腿处的伤口流出,这个军人无助地躺着,让医生划开感染部位,排干恶脓:“这个病人先是喘着气,然后呻吟,接着嘶哑地一声大叫,然后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可怕的尖声急叫,像狗一样。”[62]精疲力竭的军医开始把士兵称作“脓槽”。而俄国人在人力这项必不可少的资源上拥有三比一的优势,一百二十个俄国师(每师十六营)对抗六十个奥匈帝国、德国师(每师只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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