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群情激愤

大叛乱，或者用历史学家们更常用的说法，农民起义，是英格兰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民变。起义的源头是1381年5月底和6月初在艾赛克斯和肯特郡发生的一系列农民暴动。1380年11月，议会宣布征收一笔人头税，次年春天开始执行，但收获甚微。王室税吏和法官在各郡对此展开调查的时候，遭到了激烈的反抗。有王室官吏被杀死，而艾赛克斯和肯特的郡长被绑架。

抵抗力量越来越声势浩大，成群起义军聚集起来，开始骑马扫荡肯特郡的主要城镇，抢掠和烧毁梅德斯通、罗切斯特和坎特伯雷的政府档案。起义军的来源是乡村的普通农民，领导人则是“地位较高”的自耕农——教区神父、乡村警官和富农。起义军以律师、王室官吏，尤其是地主恶霸为敌，但其行动有节，有政治意识。据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起义军发布了一道命令，“居住在离海岸12里格范围之内的人不准参加他们的队伍，而须留在海岸，准备抵御敌人”。

到6月中旬，肯特郡起义军有了一位领袖，瓦特·泰勒。后来有传闻说，他曾是法兰西战争的老兵，但我们对他的真实生平几乎一无所知。泰勒的副手是来自约克郡的叛教神父约翰·鲍尔，他与罗拉德派运动有联系，对教会权威和教条极其不满。鲍尔曾因在星期日在教堂之外鼓吹异端和煽动性教义而多次被萨德伯里大主教囚禁。他用朗朗上口的歌谣和通俗易懂的口号来宣扬一种无阶级的理想社会：废除领主地位，土地和财富由全民共享。他最有名的一句口号是：“亚当耕种、夏娃织布的时候，哪有什么贵族？”

肯特和艾赛克斯的起义军劫掠自己的地区时，也与伦敦城的一些心怀不满的群体建立了联系。14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伦敦城一直处于派系斗争和宿怨世仇的血雨腥风之中。互相竞争的商人团体和行会之间不共戴天；本土商人与外国商人互相敌视；牛津学者约翰·威克里夫（在很多方面，他算得上是罗拉德派之父）的支持者和敌对者之间仇隙极深；更普遍的是，学徒阶层和他们的富裕师傅之间也有莫大矛盾。在伦敦人的邀请下，起义军于6月11日向伦敦进发。肯特郡起义军取道格林尼治和布莱克希思，从东南方进军；艾赛克斯起义军则途经麦尔安德，从东北方前往伦敦。

在此期间，理查二世一直在威斯敏斯特。围绕在他身边的有他的内廷谋士、好几位伯爵和商人，以及他的一些亲人，包括他的母亲琼、他的同母异父哥哥托马斯和约翰·霍兰，和他的堂弟——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冈特的约翰的年幼儿子）。在起义的初始阶段，国王的谋臣向各郡派遣了武士，企图通过威吓令起义军屈服。武士们被起义军逐退，有的武士甚至被杀。政府终于认识到了起义的规模之大，但已经晚了。萨德伯里大主教惊慌失措，辞去了大法官的职位，交出了大印。王室躲进伦敦塔以求自保。他们向起义军发出消息，要与他们会谈。6月12日，来自肯特郡的数万名起义军抵达布莱克希思，在那里扎营过夜。当晚，十四岁的国王乘船沿泰晤士河而下，去罗瑟海斯与他的部下磋商，但他的谋臣看到河岸上起义军的庞大人群，手足无措，于是带着国王原路返回了。

瓦特·泰勒和他的部下为此愤怒不已，他们声称自己对国王忠心不贰，目的是除奸臣、清君侧。“平民之间有一句英语的暗号，”《阿诺尼玛莱编年史》的作者写道，“那就是‘你站在哪一边？’回答是：‘站在理查国王和真正的平民那边。’答不出暗号的人就被斩首……”起义军被剥夺了与他们爱戴的国王会谈的机会，恼羞成怒，当晚纵火烧了萨瑟克。次日，即6月13日，星期四，他们说服了伦敦城内的同情者，让他们放下伦敦桥处的吊桥。他们欢呼雀跃地蜂拥进城，开进河岸街。此处是伦敦与威斯敏斯特之间的富庶郊区，星罗棋布着宫殿和豪宅。最雄伟奢侈的宫殿是萨伏依宫，即冈特的约翰在伦敦的宅邸。起义军纷纷越过这座宫殿的围墙，纵火焚烧其附属建筑，然后开始破坏宫殿。他们在宫殿内奔来跑去，捣毁能够找到的一切东西，将贵重物品拖到大街上，投入篝火中。他们在地窖内发现了成桶的火药，于是将宫殿彻底炸毁了。

同一天，圣殿区域（都城许多律师的住宿地和大本营）遭到市民洗劫，成堆的法律档案被烧毁在大街上。全城的监狱都被打开，曾经逍遥法外的臭名昭著的恶棍被群众揪住，在群众自发组成的法庭上被斩首。白天的暴乱是有目标的，到了晚上，就蜕变成了恣意放荡和酗酒闹事，火舌舔着夜空，抢来的葡萄酒桶被滚到大街上，随意泼洒。

在暴乱的第一夜，理查二世郁闷地站在伦敦塔的一座塔楼上，俯视着在要塞城墙下原野上宿营的这支乌七八糟的大军，那些人都是他的子民。伦敦在燃烧的时候，他和他的谋臣们事实上就是战战兢兢的囚徒，被圈禁在伦敦塔内。尽管14世纪下半叶欧洲爆发了一些类似的起义——1358年法兰西的扎克雷起义是其中最糟糕的例子——但国王的谋臣们还是没有想到，伦敦和东南部的普通百姓竟然会如此凶暴地犯上作乱。遥远的约克和萨默塞特也发生了暴动，情况最严重的是剑桥郡、赫特福德郡、萨福克郡和诺福克郡。仅仅四年前还异口同声地支持新国王的英格兰人民现在似乎是陷入了目无法纪的无政府状态。

是什么促使英格兰人民如此暴跳如雷？在某个层面上，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1377年至1381年，朝廷征收了三次人头税，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试验，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对国民财富征收过直接税。以前是对财产和土地进行评估，并以此为基础征税，如今却是按人头征税。尽管第二次人头税是根据纳税人的社会地位分级征收的，富人缴税最多，穷人负担最小；但是第一和第三次却是统一税率的，而且显然是累退税，穷人受到的打击比富人要严重得多。起初人头税就招致了群众的不满，后来朝廷派人调查非常普遍的逃税现象，对逃税者加以严惩，于是人们愈发怒不可遏。

自14世纪中叶以来，英格兰城乡就在积累怨恨的情绪，而人头税激发了国民的愤怒。1379年，黑死病再次横扫英格兰，这次瘟疫一直持续了四年。此次黑死病爆发，再加上1348年和1349年的第一波黑死病，以及1361年和1362年的儿童疫病，撼动了中世纪社会的整个结构。在这个曾经人口过剩的国家，劳动力变得稀少而昂贵。为了应对地主受到的威胁，爱德华三世的政府通过了约束性的劳工法律，制定工资限额，严惩那些索取或接受超过法定工资水平薪金的人，不管其从事的工作是给农田除草、收割庄稼、修理屋顶还是装马蹄铁。

这些法律的执行者是地区性的法律委员会，其成员中有很多人属于富裕的乡绅阶层，也就是劳工法律的受益者。他们惩罚那些雇佣邻人为自己工作的中富农，还要惩罚这些工人，罪名就是收取非法的工资。为了保障农村精英阶层保有自己的特权地位，律师和王室官吏忙得不可开交。劳工法律委员会的成员往往同时也担任郡长、议员和治安法官。人们真切地感到，整个腐败的阶级在压迫英格兰的平头百姓。14世纪末，农奴制作为一种制度已经濒临灭绝，但在1381年揭竿而起的很多人看来，新的制度和农奴制一样具有极强的剥削性，律师和法官利用这种新制度残酷地压榨穷苦农民，他们的生活和之前作为依附于土地的农奴时一样凄惨。

对穷人打击最大的人头税；阻止穷人获得合理工资的劳工法律；对瘟疫的恐惧；惨败的战争，其间艾赛克斯和肯特郡的老百姓直接遭到游弋在海峡的法兰西海盗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