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一滴血：1455年圣奥尔本斯战役及之后

谣言弥漫了1456年的夏天和秋天。社会上有谣传说，在一次武装冲突中，博蒙特子爵身亡，沃里克伯爵负伤，而约克公爵的扈从和支持者们在威尔士的暴行只会证明兰开斯特朝廷所采取的防御性措施的正当性。凯尼尔沃思城堡加强了防御，并且伦敦商人约翰·贾德（John Judde）在12月接受委托采购和置办军械和其他作战武器。

1456年10月7日在考文垂召开的大议会几乎完全是为了进一步巩固王室的统治地位。尽管约克公爵和沃里克伯爵都参加了此次会议，但主要行政职位方面的重大变化传递出来的信号是他们二人在决策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了。9月26日，王后的大臣劳伦斯·布斯（Lawrence Booth）被确立为新任大法官。这个职位掌管着政府的重大事宜（尤其是财政和人事任命方面）。10月5日，什鲁斯伯里伯爵取代鲍彻子爵成为财政大臣。6天后，鲍彻大主教则把大主教印章交给了威廉·韦恩弗利特（William Waynflete），后者是温彻斯特主教兼国王的忏悔牧师，他是一位致力于为亨利六世个人服务的人。制度上的进一步变化旨在保护兰开斯特王室利益。1457年2月新成立的威尔士亲王枢密院被授予接管祖上遗产的正式控制权。这个枢密院中包括了布斯及其兄弟约克大主教罗伯特、韦恩弗利特、汉弗莱·斯塔福德、白金汉公爵的长子、什鲁斯伯里伯爵和威尔特郡伯爵、博蒙特子爵、达德利勋爵和斯坦利勋爵。毫无疑问，这个团体企图以牺牲约克公爵及其追随者为代价来拓展兰开斯特家族的控制力。例如，在4月，归属权尚处于争议之中的阿伯里斯特威斯城堡（Castles of Aberystwyth）和卡马森城堡（Castles of Carmarthen）被从约克公爵手里收回，然后封给了亨利六世的同父异母兄弟贾斯伯·都铎（Jasper Tudor）。兰开斯特家族最为关注的仍然还是财权。1455年的议会并未给王室拨款，于是王室被迫依赖于行使他们的征发特权（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义务购买食物及其他物资），当然这种做法必定存在引发民众反对的风险，同时正是这方面的担心，导致在1456年8月至1460年7月的这段期间，国王把自己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花费在了去修道院里享受那里的款待。从很多方面来看，公众和王室正常的财务机制在这些年间已经崩溃了。兰开斯特王朝已经退居幕后，政府事务的数量减少了，剩下的事项，尤其是供养王室财务所需，越来越依赖于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私有资源了。这方面最好的一个例证便是威廉·格里姆斯比（William Grimsby）的重要作用不断凸显。此人是王室的财务总管，也是国王的珠宝保管官。他自从1456年秋开始直至1457年9月亨利六世返回自己的领地和伦敦时，就经常往来于中部地区和位于威斯敏斯特的国库之间，取走现金以供国王用度。1458年10月，他成为英格兰副财政大臣，这反映出政府公共部门从属于兰开斯特王室的私人需求已经表面化到了何等程度。当国王1459年5月再次返回中部地区时，格里姆斯比便成为位于威斯敏斯特的政府和位于考文垂的朝廷二者之间的首席信使了。

然而，现在便认为权力已经完全转移到了王后和支持王后同威尔士王子的那些忠心耿耿的兰开斯特家族勋爵一边，这种想法未免过于简单了。在那些勋爵中，即使不是大多数，但也仍然有很多人选择了既不站在约克公爵一方也不站在那些团结在王后周围的兰开斯特家族成员一方。威斯敏斯特的枢密院照旧定期召开会议，办理公务，尽管所办公务在数量上已经有所减少了。特别是司法事务的办理似乎仍然遵照枢密院的意旨，其下设立的特别调查委员会也照旧为地方性的纠纷维持着司法公正。自1456年下半年开始，索尔兹伯里伯爵便一直缺席枢密院的会议，但11月他已返回到枢密院。约克公爵同样也在枢密院的会议磋商中起着重大作用。1457年2月或3月，参会人数众多、代表性更广泛的枢密院大理事会在考文垂召开。兰开斯特家族一派早已协商好了要在这次会议上展开针对约克派勋爵的攻击。兰开斯特家族一派的攻击以韦恩弗利特领衔，这也许是王后授意的。然而，同年8月，法国袭击了桑威治（Sandwich）的肯特港，遂终止了英格兰陷入内讧。法国的进攻恰逢国王返回伦敦，以及对大多数南部和中部郡的军事部署命令的签发。正如约翰·瓦茨所指出的那样，齐聚在威斯敏斯特会议上的贵族和教会人士可能是当时最广泛的、最全面的代表。正是这些代表发起了企图在以约克派勋爵一方和以王后及死于圣奥尔本斯战役的勋爵们的家属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达成和解。12和解最终以1458年3月所谓的“爱心日”为标志而结束。1457年11月，珀西家族被说服将他们与内维尔家族之间的争端交给枢密院仲裁，这为1458年2月28日大议会的再次召开奠定了基础。约克派勋爵及其敌对勋爵们均参加了那次会议，并且双方还促成了一项解决方案。

假如参加大议会的大多数人当时对所预计的和解心存希望，那么他们很快就感到了失望。我们随后将会明白，这里的原因之一在于，两派主要人物内心对彼此所持的恐惧和猜疑主导着他们各自的思想和行动。更为直接的一个原因在于，勋爵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似乎也受到了国王的鼓励）以及1458年3月25日“爱心日”仪式上对该方案的承认，这二者均凸显了敌对两派争端的私人本性。这反过来又损害了国王的统治。在此之前国王的统治明显无法提供一个双方都愿意遵从的高级权威。枢密院的判决实际上是把责难归咎于约克公爵及其追随者们。这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1455年议会所做的相关解释。约克派曾在战斗中流下了第一滴血，而枢密院的裁决却要求他们赔罪，即要求他们在圣奥尔本斯为死去的人们捐建一座小礼拜堂。萨默塞特公爵的子嗣和遗孀以及克利福德勋爵的子嗣均得到了赔偿，而为了终结那次争端，珀西家族因内维尔家族于1453年/1454年的行动而造成的损失却被遗忘掉了。枢密院的决定似乎默许了索尔兹伯里伯爵，而对于约克公爵来说，它代表了他没能够使自己一派的勋爵们相信他的行动是正义的。他用来改革的平台，他以叛国者来反对萨默塞特公爵的立场，以及他对公众利益的保卫，全部都降格为一种私人的争吵。“爱心日”的象征本身非常生动。索尔兹伯里伯爵与新的萨默塞特公爵携手，而约克公爵等人则与玛格丽特王后一起，他们共同进入了圣保罗大教堂。这种象征性动作明确地承认了这两派武装敌对的阵营，同时也忽视了约克公爵内心愤懑所具有的公众性质。它把这次政治危机完全简单地描述为一场私人宿怨。如此一来，也就变成了玛格丽特王后和兰开斯特家族的胜利。同时，也在同等程度上抬高了亨利六世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它解决国王重臣之间冲突的能力。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和解也永远终结了未来任何和平解决这次危机的可能性。



约克派的恐惧与失败


自1450年秋从爱尔兰返回以来，主导约克公爵决策和行动的是这样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恐惧。起初，他从爱尔兰返回是为了回击对自己行为不当的指控以及他与凯德起义有牵连的传言。而两年后在达特福德企图发动政变，背后的动机在于：一方面，他没有成功离间国王对萨默塞特公爵的信任；另一方面则源于一种具有合理性的恐惧心理，他害怕自己在政坛的黯然失色将造成财务方面的崩溃甚至更糟糕的后果。约克公爵第一次担任摄政和亨利六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