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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arette Twynho)以及约翰·赛斯比(John Thursby)和罗杰·特克茨(Roger Tocotes)。他们被控诉毒害了伊莎贝尔公爵夫人,满员出席的陪审团断定他们有罪,前两个人很快便被处决,而特克茨设法逃走了。他们真正所犯的罪行也许是把克拉伦斯公爵的满腹牢骚传给了国王的近侍。爱德华四世对此所做出的反应是逮捕并折磨牛津学者约翰·斯特西(John Stacy)博士。斯特西和克拉伦斯公爵的一个扈从托马斯·伯德特(Thomas Burdet)一起被控诉玩弄妖术欲置国王于死地。克拉伦斯公爵反过来作出了惊人的回应,他在国王的枢密院面前宣称伯德特无罪。爱德华对他兄弟的耐心最终耗尽了,在6月将克拉伦斯公爵逮捕并囚禁于伦敦塔。爱德华并不想将克拉伦斯公爵处死,但是1478年1月议会召开了会议以决定这位公爵的命运。参加会议的全部都是支持王室的人,没有人为克拉伦斯公爵辩白。议会对克拉伦斯公爵的指控(1470年提出把自己作为王位继承人;散布关于爱德华四世是私生子的煽动性谣言;授意自己的扈从们发动叛乱;盗用王室权力通过司法程序但不公正地判处了安卡雷特·特温霍死刑)或许属实,但这些罪行并不构成叛国罪。的确,剥夺他的财产权和公民权的过程进行得非常缓慢,当他于2月7日被定为死罪时,爱德华四世把行刑时间又延迟了10天,而且只是当下议院议长威廉·阿灵顿(William Allington)带领下议院议员们要求执行死刑时,他才采取了行动。
如果说国王的家庭成员和整个王室姻亲都赞同处死克拉伦斯公爵,那么格洛斯特公爵是否也对此翘首以盼就不得而知了。不过,除去国王之外,克拉伦斯公爵死去后获益最大的人明显是国王的这位弟弟:他不仅重新得到了6年前被克拉伦斯公爵夺去的英格兰掌礼大臣的职位,而且在他的兄弟死去之后,他还被国王允许重组和加强自己的领地。此外,爱德华四世加强了格洛斯特公爵在北方的权力:自1480年开始他被准许放手对苏格兰采取强硬的政策,最终使他于1482年8月获得了特威特河畔贝里克,并且他还于次年1月得到了坎伯兰郡和威斯特摩兰郡的世袭爵位。然而,克拉伦斯公爵事件对于约克王朝来说并非好事。这件事使爱德华四世在余下的统治时期内加强了个人权威并享有了国内稳定和繁荣,但同时也揭示了约克政权内部存在的矛盾和紧张关系。
理查三世篡位
1483年4月9日,爱德华四世在生病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毫无疑问,当爱德华四世躺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弥留之际,他制定的很多政策就开始土崩瓦解了。这种情况在他的外交政策上尤为明显。爱德华四世自1477年开始就企图挑拨法国与勃艮第公国之间的对抗。那年8月,玛丽女公爵已经嫁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三世之子——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Archduke Maximilian)。爱德华四世曾经承诺,只要马克西米利安大公承诺弥补法国赔款的不足,他就同意签订一项英格兰与勃艮第公国之间的秘密协定。随着勃艮第公国于1479年8月在根盖特战役(Battle of Guinegate)中战胜了法国,爱德华四世于1480年5月承诺将他的女儿安妮嫁给马克西米利安和玛丽女公爵的儿子,也就是继承人菲利普。结果,路易十一开始拖欠赔款,但是爱德华四世并没有废黜《皮基尼协定》。国王的确不愿意从路易十一那里自断后路,所以他拒绝了马克西米利安请他入侵法国的请求。这里的部分原因是英格兰为了支持詹姆斯三世的远亲兄弟阿尔巴尼公爵(Duck of Albany)亚历山大而正在与苏格兰开战,但它也反映出爱德华四世想要尝试与这两个欧洲国家都维系良好关系的意愿。然而,1482年3月27日,勃艮第的玛丽女公爵在骑马时意外身亡,爱德华四世的这种意愿也注定无法实现。佛兰德和布拉班特(Brabandt)这两个省在英格兰与法国的战争中首当其冲,两地的政治集团立即开始寻求和平的局面。12月,路易十一和马克西米利安签订了《阿拉斯协定》。法国皇太子与玛丽订立了婚约,后者是马克西米利安和玛丽女公爵的女儿。阿图瓦(Artois)和皮卡第(Picardy)则作为玛丽的嫁妆割让给了法国。英格兰被排除在了这些谈判之外,失去了法国的赔款,加来也处于敌对国家的包围之中。爱德华四世也许感到非常愤怒,威胁要再次同法国开战,但真相是其对外政策摇摆不定,且其动机完全是出于贪婪之心而不是任何原则或前马基雅维利时代的诡诈手段。此外,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战事开始吃紧,而王室的财务状况尽管在15世纪70年代得到了恢复,但此时却在压力下逐渐难以支撑。的确,到1483年4月时资金已非常紧张,就连国王葬礼的花销也几乎不够用了。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到在爱德华四世去世10周多一点的时间后他的儿子即被废黜,并被宣布其王位继承权不合法,而格洛斯特公爵才是约克公爵理查真正的继承人,他将登上王位并成为理查三世。这些情况之所以成为事实,是因为爱德华四世统治的方式以及约克王朝政权中心存在着种种矛盾之处。4月中旬,黑斯廷斯勋爵与王太后一方的伍德维尔家族、格雷家族之间一度存在的紧张关系演变成了一场在枢密院爆发的公开冲突。黑斯廷斯勋爵提议,国王(即爱德华五世)的叔叔格洛斯特公爵应当担任摄政一直到小爱德华成年;多塞特侯爵则提出,年幼的国王应立即加冕登基,并由枢密院和王室成员辅佐,其中王太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及其亲戚将在其中处于领导地位。身处约克的格洛斯特公爵在接到哥哥去世的消息后,于4月29日在北安普顿与白金汉公爵亨利·斯塔福德(Henry Stafford,一位年轻的贵族,在爱德华四世统治期间故意保持中立)进行了会面。里弗斯伯爵安东尼·伍德维尔也与他们二人会了合。安东尼自拉德洛以来便一直伴随着国王。两位公爵很快便逮捕了里弗斯伯爵。第二天,他们在斯托尼斯特拉福德(Stony Stratford)阻截了国王,并逮捕了他的总管托马斯·沃恩爵士(Sir Thomas Vaughan)和理查·格雷爵士。国王本人对这些公爵的态度也只是冷漠处之,而王太后和多塞特侯爵却都意识到了即将要面临的危险,所以他们逃到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避难所。5月4日,国王在他的叔叔和白金汉公爵的陪伴下抵达伦敦,6天之后国王枢密院任命格洛斯特公爵担任摄政。然而,对于他要把里弗斯伯爵和其他人定为叛国罪的要求,枢密院并未予以支持。
要理解这次反对伍德维尔家族和格雷家族的政变发生的原因其实并不难。自1471年以来,格洛斯特公爵和黑斯廷斯勋爵便与爱德华四世共同度过了流亡的岁月,他们之间一直就存在着政治盟友的关系;1475~1477年间,他们在法国和勃艮第公国方面的共同政治追求,以及15世纪80年代早期黑斯廷斯勋爵对格洛斯特公爵发动的苏格兰战争的支持,又进一步加强了二人之间的政治同盟关系。黑斯廷斯勋爵与伍德维尔家族在政治上的竞争关系可以追溯到1471年5月。当时,他被任命为加来总督,不过就在前一年6月,里弗斯伯爵也得到了与他同样级别的职务。黑斯廷斯勋爵和格洛斯特公爵二人在军事观上都属于勇于进取的那一类人,而这与伍德维尔家族成员温文尔雅的特点格格不入。他们二人尤其蔑视里弗斯伯爵,原因就是后者身上缺乏勇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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