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战争与政治文化

利安皇帝以及他们的继任者们身上得到了启发。的确，马基雅维利务实的从政方法、他对命运可以被改善和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行动来塑造自己的使命的信仰，都在菲利普·贡米尼斯的著作中已经部分地得到了体现。贡米尼斯是一位来自佛兰德的作家，曾经为“大胆查理”和路易十一效力。他对玫瑰战争做了直接的观察。15世纪下半叶见证了政治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空想中的变化以及现实政治中的变化这两个方面。在这种政治方式下，欺诈、阴谋以及伟大（有道德）的人们可以塑造自我使命这种信仰，这些都萌发出了新的意义。保罗·斯特罗姆（Paul Strohm）认为，自15世纪50年代起，英格兰经历了属于本国的“前马基雅维利思想运动”。有人建议，“政治”行为的实施者不再单一地指“那些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做出很好的安排的人，而且也指那些为自己尽可能做出最好安排的人们。政治行为已经远离了它最初的乐观形态，现在它已经拓展到包括那些利用谎言、欺诈甚至违心的誓言作为良好政治实践的可能的手段的人们”。26玫瑰战争至少在这个方面带来了英格兰政治的一场革命。

本书目前已经提到的15世纪中期的几个政治文本揭示了人们对这种新型政治的感激和欣赏。这并不是说像这样的异化在此前的英格兰政治中没有出现过；相反，这里所说的是在玫瑰战争期间这些思想才第一次公开地被大人物们所讨论，然后予以接受（甚至是大肆欢迎）。1459年，兰开斯特派为剥夺约克派勋爵财产权和公民权所做的辩护文件《警觉之梦》（Somnium Vigilantis）宣称，约克政权及其同盟曾经使用这些关于改革的语言来愚弄民众，并且将其作为隐藏自己野心的幌子。“尽管他们在华美的矫饰和假装以大众利益为目的的掩饰之下，曾经做出了光荣的、可供其吹嘘的行为，并宣称其目的是纯洁的……但是他们到处使用那些隐蔽且不易被人察觉的恶毒和谎言来欺骗和蒙蔽很多地方的人们，这个事实又该怎样解释呢。”这份文件的作者认识到了约克派是如何利用兰开斯特家族统治英格兰时期盛行的政治文化，以及他们的统治要得到平民准许的自觉需求：“因为人们喜欢他们，所以他们才是好的。”27人们对当权派大人物的大肆欺诈和恶毒目的的恐惧，也反映在他们对虚假誓言的一种既普遍而又表达的很明确的担忧上面。1461年约克派宣称，兰开斯特派王朝本身就是建立在背信弃义基础上的。亨利四世曾于1399年宣誓说，他返回英格兰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拿回兰开斯特公国的继承权。然而，亨利四世却把这个誓言抛之脑后。然而，立伪誓已经成为约克公爵理查在15世纪50年代整个政治生涯的主要特征了。自1452年起，理查公爵曾经发过好几次誓言说自己将会臣服于亨利六世以避免“进行战争”。这些誓言经常被打破，不得不使人感到警觉，以致于认为约克公爵一定是“有史以来最无信义的人之一”28。的确，1461年安茹的玛格丽特提醒伦敦市民说，他（约克公爵）已经表现得“违背了他的忠诚，并且他自己所做的各种庄严的承诺均未受到限制和约束”。291471年，爱德华四世采用了博林布鲁克的亨利1399年曾经使用过的策略，他从流亡中返回后，表面上声称要得到自己正当的继承权，然而，爱德华四世的老谋深算不止于此，或者你也可以说他还要更加的“马基雅维利”。他非常的谨小慎微，生怕自己食言。我们通过《降临》的记载得知，他指示自己的随从们一定要说他们返回来的目的“只是为了继承约克公爵的爵位”，当他接近约克城时，“他和他的其他追随者们全部都好言好语而没有任何争吵意味地说，他们只是为了得到父辈遗留下来的爵位：约克公爵”。他的这种关于“权力”的说法已经足以使他得以进入约克城了，但是正如《降临》的作者带着些许玩味的意思所解释的那样，约克城的公民们忘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约克城的公民们）既没有发现也没有记住，理查当时还做了更进一步的表示。除了他是合法的约克公爵继承人之外，他还是王国和英格兰王位真正合法的继承人。他如是地在那片土地上宣称道……直到今天既没有人反感也没有人再次提起此事。”30

《降临》实际上成了15世纪英格兰政治文化上的一个分水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是1471年约克派兴起的一种崭新的宣传写作方面的一个例子。这种宣传写作即针对国内也针对国外，为当时发生的事件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的官方记录。《降临》赞美了爱德华四世“进行欺诈的蓄意尝试”。立伪誓如今似乎已经“成为荣誉的一种堕落的象征”。31爱德华四世的这种“政治”行为并非为他所独有。此外，《降临》的写作者指出了诺森伯兰伯爵如何对自己拒绝公开地忠于一方或另一方的行为进行掩饰，并且靠这种方式很好地辅佐了国王。在菲利普·德·贡米尼斯的著作中，英格兰人的政治行为新规则也体现的很明显。他欣喜地描述道1470年温洛克勋爵约翰尽管已经得到了一个王室职务和勃艮第公爵所提供的一份津贴，但他仍然秘密地帮助和支持了沃里克伯爵确保亨利六世的复辟。然而，温洛克本人却被一位不知名的女士所欺骗，她是克拉伦斯公爵夫人的一位侍从。温洛克曾寄希望于她可以在法国国王和沃里克公爵二人之间斡旋。事实上，这位女士肩负着一项秘密使命，即劝说克拉伦斯公爵放弃对沃里克伯爵的支持，并与自己的兄弟达成和解。当然，她获得了成功。贡米尼斯回忆道：“无论温洛克公爵有多么的狡猾，但就是这位女士欺骗了他，并且她还完成了这项秘密任务，最终导致沃里克伯爵及其追随者们身败名裂。”32

在某种程度上，只要上述所探讨的是一种与意大利各公国有关的政治形式，那么便可以说玫瑰战争见证了一种带有“文艺复兴风格”的政治在英格兰的出现。的确，作为赞助人文主义的英格兰著名贵族之一，伍斯特伯爵约翰·迪普托夫特同时也和英格兰人所认为的典型的意大利式政治（或“文艺复兴”政治）的残酷和野蛮联系在了一起，这其实也许并非巧合。1458年，迪普托夫特离开英格兰，踏上了去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朝圣之路。他从那时起一直身在国外直到1461年9月，专心在帕多瓦大学钻研民法学，并成为一名人文主义奖学金的赞助者。迪普托夫特与他之前的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不同（牛津大学曾将他与汉弗莱作为赞助者进行了比较），他本人是一名学者：他翻译了西塞罗所著的《论友情》（De Amicitia，1481年由卡克斯顿出版社出版），以及布南科尔索·德·蒙蒂马尼奥（Buonaccorso de Montemagno）的著作《论无上高贵》（De Vera Nobilitate）。1460年，他还在教皇庇护二世面前做了一篇致辞，据称他在致辞中对拉丁文的使用让教皇感动的泪流满面。1462年2月他被任命为英格兰的治安管，继续依据民法而不是习惯法来处理与叛国罪相关的案件。长期以来，警务法庭使用的都是民法，但是正是迪普托夫特对罪犯惩罚时的野蛮性引起了人们的警觉。1467年，当迪普托夫特还是克拉伦斯公爵在爱尔兰的副手时，他就对发动叛乱的戴斯蒙德伯爵托马斯·菲茨杰拉德（Thomas Fitzgerald）的两个年轻的儿子动用了酷刑并将他们处死。在常见的绞刑、挖腹和分尸这些刑罚之外，他在1470年处死沃里克伯爵的20名手下时还引进了一种刺穿犯人身体的刑罚。同年10月，他本人则被当时的复辟政府处死。在他同时代的编年史学家看来，迪普托夫特的残酷源于他那种意大利风格的同情之心。这些编年史学家完全错误地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