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德里克深切地体会到了被人抛弃的感觉，但他在完成自己的宗教任务和历史创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他的《宗教史》最初只是记录圣·埃弗雷特的修道院生活，但很快就扩展成包括诺曼人在诺曼底、英格兰和意大利南部的历史，还记载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及当时世界上的圣经历史。这部作品内容广泛，提供了大量关于诺曼人社会的详细资料，其中甚至包括女性所扮演的角色。不幸的是，这部作品由于部头太大、内容繁复，对中世纪的抄书者们毫无吸引力，所以奥德里克在自己生活的时代远不如现在出名。虽然他一直坚持以诺曼人的本笃会（Benedictine）修行生活为写作背景，但却对诺曼人的行为和性格持批判态度。他特别对1069—1070年间威廉在掠夺北方过程中所使用的极端暴力行径进行了谴责。《宗教史》的写作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约1114年一直持续到约1141年，在奥德里克去世前不久才最终完成。

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也曾是一名修士，但生活在马姆斯伯里的英格兰修道院。他撰写了好几部作品，包括《英格兰国王的事迹》（Deeds of the Kings of the English）、《英格兰主教的事迹》（Deeds of the Bishops of the English）以及篇幅稍短的《中篇历史演义》（Historia novella），最后一部作品描写了12世纪中期的内战。13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被认为是12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不但充分利用自己广博的文化知识，而且到处巡游，广泛参考各个宗教机构的图书资料。像奥德里克一样，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对诺曼人的态度也不一致，有时甚至是完全敌视。例如，他也意识到这些新的统治者在改善和装饰教堂方面所做的努力，但对他们在生活其他方面的表现则持批判态度。与奥德里克和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不一样，亨廷登的亨利（约1157年去世）是一名在俗的神职人员——他是亨廷登的副主教。亨利基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进行写作，因此遵循的也是一种编年史体裁。14



图2　位于诺曼底的圣·埃弗雷特修道院，曾是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家园。自13世纪起沦为废墟。

12世纪时关于诺曼人历史的写作体裁已经发生了改变。在11世纪和12世纪早期，编年史用拉丁文写作，且通常采取散文的形式；尽管也有历史学家们可以并且有人也的确在写作中加入了诗歌，尤其像杜多和亨廷登的亨利。到了12世纪后半叶，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的御用作家不但用韵文写史，而且是用诺曼人的法语方言进行创作。这些作家中的第一个就是韦斯（Wace）——巴约大教堂的一名教士，也是我们在此要详细讨论的编年史家。遗憾的是，韦斯写作进度缓慢，而亨利却是一位没有耐心的国王。亨利厌倦了一等再等，于是炒了韦斯的鱿鱼，把写作任务交给了圣莫尔的伯努瓦（Benoît of Sainte-Maure），但伯努瓦也没有完成写作。而韦斯之所以失去编撰史书的任务，原因可能还更复杂。马丁·奥雷尔（Martin Aurell）认为这是因为韦斯没能充分突出诺曼底公爵的神圣地位；而查里蒂·乌尔班斯基（Charity Urbanski）则认为这是由于韦斯质疑亨利一世（亨利二世的祖父）对英格兰王位以及诺曼底爵位所享有的权利。15这些韵文体的历史著作更多地体现了讲述传奇故事以及英雄颂歌的写作风格，适合以宫廷人员为读者对象。这些作品也是（至少韦斯的作品是）严肃的历史著作，其宗旨既是提出尖锐的政治意见，同时也给人们提供可供仿效的先例和行为模式。

诺曼人的历史不仅记录在史书里面，也体现在当时的物质文化之中。其中一个例子就是：1066年的诺曼征服事件被“绣”进了历史。这就是巴约挂毯（Bayeux Tapestry，亦译作贝叶挂毯），它可能是由“征服者”威廉同父异母的兄弟——巴约主教奥多（Bishop Odo of Bayeux）——提供资助并在坎特伯雷完成的。我们可以从上面解读到诺曼人眼中的历史版本：“忏悔者”爱德华许诺把王位传给威廉、哈罗德·戈德温森（Harold Godwineson）在爱德华死后用阴谋篡夺王位、 诺曼人筹划进攻英格兰以及这场征服战役本身。注5这幅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后来成为诺曼人的代名词，也在近现代很多政治斗争中给人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参考经验。例如，拿破仑在计划入侵之前就曾研究过巴约挂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占领法国期间，希姆莱也意识到这幅挂毯的宣传价值。后来和诺曼底征服相反的历史进程——“霸王计划”，即1944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也以类似的口吻在史书中进行了描述。

诺曼人留下了一些最明显的痕迹，向我们揭示他们在殖民地区的那段中世纪历史。11世纪在公爵领地兴起了一股修建修道院的风潮，涌现出许多辉煌的罗马风格建筑并留存至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圣艾蒂安修道院（abbey of Saint-Etienne）和位于卡昂的拉特里尼泰修道院（abbey of La Trinité），这两座修道院是威廉和他的妻子——佛兰德的玛蒂尔达（Matilda of Flanders）——组织修建的。诺曼人喜欢在英吉利海峡两岸修建具有这种风格的建筑，起初是以“忏悔者”爱德华的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为代表，而到了1066年之后，则体现在城堡和大教堂等建筑上面。在这方面，矗立至今的达勒姆大教堂、伦敦白塔和切普斯托城堡（Chepstow Castle）很好地体现了威廉及其子孙们所带来的这种建筑风格的变化。诺曼人的历史还镌刻在地貌之上，对此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是位于诺福克的阿克里城堡（Castle Acre），这是一片有规划的诺曼殖民区，其中拥有市镇、城堡和教堂，外面还环绕着一条经过重新改造的罗马古道，为前来参观的游人提供了最佳的观赏视角。

与之相比，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诺曼建筑体现的不是一种对征服的炫耀，而是展示了罗杰伯爵及其继承者们所创建的多民族融合的特征，其中包括了希腊、拉丁和伊斯兰的不同风格。这儿的第一位诺曼国王，即罗杰二世，曾亲自监督位于巴勒莫的巴拉蒂娜小教堂（Capella Palatina）的施工，这座教堂展示了北欧人极为熟悉的罗马风格、人行道和天花板上体现的穆斯林手艺，以及马赛克镶嵌画中所体现的希腊品位。罗杰二世宫廷的成员，特别是海军将领安条克的乔治（George of Antioch），也委托工匠装修马赛克镶嵌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拉玛尔特拉纳（La Martorana）的乔治教堂中那幅耶稣为国王加冕的作品。这些图作让我们想起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因为纵观本书前面的介绍，以及我们阅读大多数史料文献得出的印象，似乎人们说起诺曼人时，是把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来对待。例如，这方面的著作常被冠以“诺曼人”或“欧洲的诺曼人”之名，大型研究项目则被称为“诺曼人前沿”，并且有些学术机构主办的网站也被命名为“诺曼人的世界”，但我们这么称呼他们真的正确吗？这些在西西里岛创造了包括上述马赛克镶嵌画等文化奇迹的人们，和那些入侵英格兰的人们，到底有什么值得研究的相同之处？我们是否不应当将其视为“一个诺曼民族”，而更应当将他们看作是“各个诺曼民族”？

本书最后一章会结合现代关于诺曼人历史的写作进展情况，重新详细讨论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