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罗洛与诺曼底

曼人基地的。但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对此人们自然也是见仁见智。

塞纳河在巴黎以下的很长一段河道都是可以通航的，虽然每年具体的通航里程都会受潮流和季节的影响。根据9世纪中期的法兰克史册记载，这就让维京入侵者可以轻松地掠夺沿岸修道院和城市的财富。此外，杜多也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指出这些地方人口稀少、十分荒凉。难道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能解释一小群维京入侵分子竟然可以霸占这么大一片区域？其实，早在9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维京人不断侵扰，许多宗教社区就被迫带着自己的财物扶老携幼，背井离乡。雅克·勒马霍（Jacques Le Maho）在现代史料编撰的讨论中是坚持人口转移的主力辩手，他坚持认为像瑞米耶日和圣旺德里耶这样的修道院社区最初是和塞纳河边的港口区域保持联系，并一直进行经济活动的。但是随着维京人侵袭活动的加剧，这些修道院社区不得不迁移到后来构成诺曼底的边界线之外。这样，他们留下的土地就被国王收归己有。奥多是“强者”罗伯特之子，他在抗击维京人的战争中多次取得胜利，不但阻止了他们攻占巴黎，还将他们从塞纳河谷清除了出去。由于不能在这片地区继续活动，于是这些北欧战团转攻科唐坦半岛，迫使那儿的宗教社区和库唐斯（Coutances）的主教跑到更远的东面，也就是鲁昂城墙里面去寻求庇护。27勒马霍还指出，大约就是在此期间，居住在塞纳河谷的人们接到王室颁发的命令，国王要求他们进行战略转移，撤退到鲁昂城里面，因为那儿易守难攻。此外，当时鲁昂在管理方面还保留了卡洛林王朝的机构制度，比如在这座城市里面继续使用伯爵的称号并且建有皇家造币厂。考古发掘的证据也支持这样的结论：一些管理机构当时在鲁昂继续存在，因为北边的防卫围墙曾被部分重建，而城里的高卢-罗马街道也被重新设计，从而可以容纳新的房屋和人口。在鲁昂大教堂和卡米尔·圣-桑斯中学所在区域进行的发掘工作让我们找到了进行金属和骨头加工的证据，证明当时的制造中心已经从河岸港口搬到了鲁昂城里面，因此那些港口区域基本上空无一人。28

如果上述观点正确，那么在911年之前来侵袭这片地区的维京人就如入无人之境、几乎不会遇到任何抵抗。据勒马霍记载，在896年，一个叫作胡勒都斯（Hunedus）的维京人曾在塞纳河上顺流而下；后来，“糊涂”查理准许他在塞纳河谷定居。勒马霍的写作也借鉴了杜多作品中关于罗洛早期活动的描述。例如，根据他的描述，在到达属于瑞米耶日的一个港口城市圣瓦斯特（Saint-Vaast）之后，罗洛接待了鲁昂大主教派来的一个使团，而这些使者要求他不要屠城，因为城里的人都只是普通平民。不过在这儿，我们找到了一些地名证据，可以证明早在《圣克莱尔·埃普特条约》签订之前，这些地区就存在某种形式的斯堪的纳维亚殖民地。因为在10世纪早期，塞纳河沿岸20个存在经济活动的区域似乎就取了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地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剩下5个地方还保留着法兰克风格的名字。这种集中使用北欧风格地名的现象意味着短期之内当地人口发生了迅速变化，而勒马霍将其理解为一种历史证据，认为这说明了斯堪的纳维亚殖民对当地造成的影响。此外，劳伦特·马泽·哈霍夫（Laurent Mazet-Harhoff）还研究了我们收集到的所有证据，勾画出一幅较为可靠的地图，用来还原当时斯堪的纳维亚人们所理解的塞纳河谷面貌。其中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在19世纪被称为“风底”（Wind’s End），标志着行驶航船从依靠风帆过渡为依靠人力划桨。这个地方位于瑞米耶日附近，极有可能是一个造船厂的位置。29

勒马霍的解释尽管简洁，但显然把地名证据的作用发挥得有些夸大，所以珍妮特·纳尔逊（Janet Nelson）提醒我们对此不要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勒马霍观点中的主要问题是，他没有考虑诺曼人占领土地以及殖民活动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历史结果加以看待，而非一个历史过程进行思考。何况，地名证据本身最多也只是起一个补充说明的作用，因为地名的产生历史很难精准回溯，所以提供不了创造历史理论所需要的准确信息；而文本资料大都在本质上相当于是给圣人立传——描述的是圣人的生平以及在他们身上发生的种种奇迹，所以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是想着为某个特定的目的而服务。此外，我们几乎找不到考古资料可以证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殖民速度像勒马霍所认为的那样迅速，因为这些考古资料总体来说还是极为稀少和有限。安妮·尼森-若贝尔（Anne Nissen-Jaubert）根据这些考古资料，对我们所掌握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法国殖民的认识加以总结，她的结论是：既然没有找到更多这方面的考古遗迹，这就说明他们已经逐渐融入并同化于法兰克的社会和文化。她还引用地名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理论，因为据考证，诺曼底很多地名都来源于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不过，当时一些维京殖民地距离他们的北欧家园十分遥远，因此这种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影响就没有那么明显。此外，绝大多数初步确定属于斯堪的纳维亚的文物都缺乏相应的地层学资料进行佐证，所以不能进一步准确判断它们出现的具体日期。例如，人们在疏通塞纳河时找到了一批刀剑，于是只能根据史料文字中提供的一点线索，认为既然这些物品出现在维京人曾经活动的区域，那么它们就应当是维京人使用过的武器。30

对于这个话题，或许换一种思维方式效果会更好：罗洛及其随从——只是一小群维京人而已——是如何在这片地区建立起自己的殖民地的？这可能就和9世纪中期庞大的冬季军团来到英格兰的情形差不多，先是不断的混战，然后才可能定居殖民。31如果当地的势力本来就很微弱，那么像罗洛这样的维京首领的到来，倒是可以给他们找到一种解决方案。以塞纳河谷为例，如果那时当地人口已经迁移并聚集到了鲁昂，那诺曼人正好可以乘虚而入，填补剩下的权力真空，进而在这些处于崩溃边缘的地区制定某些措施，从而维持当地的社会稳定，保证农民、商人和其他人等可以相对安全地进行生产和交易。在这方面，皮埃尔·博迪安（Pierre Bauduin）的研究起了很大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了解诺曼底东部的发展情况。此外，他还强调了将诺曼底的这种社会发展视为一种过程的重要性，并且指出我们应当将诺曼底公国的建立置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中进行考察，即当时的诺曼底由于敌对势力的利益纷争而四分五裂，而诺曼人希望在此基础上进行统一，并创建一个更为稳定的社会。他甚至认为，塞纳河谷的法兰克人和诺曼人原本处于冲突之中，但后来他们居然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令人十分意外。32这似乎可以解释为斯堪的纳维亚人已经被当地人逐渐接受，并且这样一来，那种认为国王把土地赐封给罗洛，从而换取他保卫该地免受其他维京人侵扰的观点也就站得住脚了。



图1-1　现在的鲁昂城。©马克·哈格尔

罗洛和他的后代们之所以能够巩固并扩大自己的权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鲁昂城本身。鲁昂最初是在高卢-罗马时代建立起来的，它从墨洛温王朝时代起就成为了大主教的所在地。鲁昂是当地的中心城市，位于塞纳河上一个战略要地，保护着塞纳河通往巴黎的交通航道。前文提到，一些诺曼历史学家曾经讨论过鲁昂在10世纪早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我们应当注意在此不要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