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史

在本书研究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狩猎史与更大范围内的人类—动物关系研究无法分离，这一点也是现在许多学科——从生物学到考古学再到哲学研究——的研究热点。这些研究的范畴从人类如何影响特定动物数量的具体调研，延伸至关于人性与动物性概念的基本问题，即关于自然与文化的定义，以及可能会区分这些领域的界限问题等。[54]

若要理解皇家狩猎活动，我们必须考虑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在人类文化历史中诸多方面的关系：毕竟，动物既是人类的敌人，也是人类的朋友；既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符号。人类将动物看作驱邪避祟的保护神、艺术品、地位的象征、商品和展品、娱乐手段、衣服、食物、药物，甚至是人类智慧与行为模式的来源。人类狩猎行为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尤其是政治意义，只有置于人类—动物关系的大背景内方能显现出来。举一个明显的例子，一位成功猎手所具有的特殊能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其所征服的动物的特殊能力与属性。也就是说，只有技术出众的猎手才能捕杀珍禽猛兽。这也意味着，我们应当关注精英阶级与大众阶层对动物与自然所持有的态度。

在阐述了研究主题之后，我还有必要至少初步叙述一下本研究的时间跨度与地理范围。最初，我认为研究可以从第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帝国即阿契美尼德王朝[55]“开始”，之后依次按时间顺序推进。然而，我很快便发现，早在古代波斯人之前，皇家狩猎活动便已经在早期的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以及中国等地作为一项既定的制度而存在。因此，鉴于此前我并没有涉足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经验和学术训练背景，可以说我是相当不安地投入了研究之中，并开始搜寻前人的研究成果与类似的相关研究。

从另一方面而言，我们可以将皇家狩猎活动的历史延伸至20世纪中期。1940年，《时代》（Time）封面刊登了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的照片，并在随刊的文章中指出，这位“纳粹的二号人物是德国的狩猎大师”。戈林居住在一个占地10万英亩的禁猎区，他从冰岛进口猎鹰，并邀请宾客与他的宠物幼狮恺撒玩耍。[56]从各个方面而言，包括戈林本人的狩猎场在战争末期的戏剧性覆灭，这位帝国元帅和狩猎大师都遵循了欧亚政治精英广为共享的悠久传统。[57]或许，更确切的，皇家狩猎活动的最终落幕应当追溯至19世纪前半叶。那时，受火器与国际新趋向的影响，传统的贵族狩猎模式在其最后的阵地如中东和印度都陷入了“相对废止”的状态——尽管在伊朗的卡扎尔王朝（Qājār，公元1779～1924），皇家狩猎活动一直延续至朝代的末期。[58]

我认为，从地理角度而言，皇家狩猎情结的许多普通与突出的特征是在一个明显的核心区域内发展而成的。关于这一核心区域的概念，我将在第二章中更加详细地予以论述，在此只简要地将这一区域定义为伊朗、北印度地区和突厥斯坦（Turkestan）。当然，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会发现，皇家狩猎情结的很多方面也出现在一些更加遥远的地区，有些甚至可以延伸至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

我之所以选择涵盖如此之大的一个时空跨度，其意并不仅仅在于探寻背景或角度，也超越了对森林——不仅仅是树木——生长情况的理解。这些虽然也是我着重讨论的重要问题，但主要原因在于，本研究的两个具体目标要求研究所涉及的历史跨度具有一定的宽度与广度。第一个目标是，需要解释为何皇家狩猎活动在整个欧亚大陆范围内如此类似，为何这一情结中的某些要素可以传播至很远的区域，为何一些彼此知之甚少的政权与文化却具有相似的狩猎方式。简而言之，我们应当如何解释在前现代通信（communication）条件下所出现的这种“国际化”的标准与方式？第二个目标是，探寻为何这一体制可以持续如此之久——接近四千年——的时间。在探寻中，研究自然地转向了对布罗代尔[59]所说的“长期（la longue durée）”的思考。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这两个问题都会得到详尽的论述。

考虑到本研究的主要论题，似乎有必要提出以下否认声明：我并非要提出关于狩猎活动在人类社会文化演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另一宏大理论。作这样的声明的原因在于，狩猎活动常常被认为是推动原始人类历史发展的引擎。其中最极端的情况是“狩猎假说（hunting hypothesis）”，其宣称大型狩猎活动可以诠释早期原始人类的生物学、行为学以及文化发展的基本构成，认为狩猎活动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的关键因素。这一理论在提出后遭到了多个角度的合理批评。其中主要的批评线索是，早期的原始人类社群并不仅仅由猎手组成，也包括觅食者与拾荒者，三者共同承担了获取多种自然资源的任务。因此，狩猎活动并不是占支配地位的因素和变化的来源，而是更大框架内的技术、社会与生态调节的一部分。其次，这一理论的批评者认为，尽管觅食与拾荒并不像狩猎行为那样英勇，但也需要群体的团结、合作以及对自然的了解，这一切都促进了社会与通信手段的进一步发展。[60]

狩猎在史前时期所占据的中心地位，更加适用于有史以来的阶段。我认为，历史记载进一步确认了，捕猎行为从未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或发挥了引擎的作用。然而，历史记载也显示了，在前现代时期的欧亚许多民族的政治与文化生活中，狩猎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皇家狩猎活动为我们审视过去提供了一扇有效的窗户，可以进一步探索自然、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多层复杂关系，并且同时展现旧大陆（Old World）各民族之间广泛的历史联系。

皇家狩猎活动能够具有这样的意义，是缘于其本身的多面性和多种功能，即与其他类型的狩猎行为一样，都具有一定的可塑性。笔者的研究试图证明，狩猎是跨国关系、军事筹备、内政管理、通信网络以及探寻政治合理性的组成要素。然而，皇家狩猎活动的重要性并未止步于此。皇家狩猎活动还与一件在所有社会中都具有极重要意义的事情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对自然资源的接触和保护。贵族狩猎在环境史中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其作为一个媒介，自然的形象经其形成和表征，真实的自然的各个组成部分也经其散播，有时远远超过了原有的范围。

现阶段，我的研究仅仅是初步考察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议题。关于特定时间与特定地点的皇家狩猎活动，都应当有相应的独立著作进行研究。遗憾的是，目前将贵族狩猎置于适合的自然与文化背景中进行讨论的研究还较为稀少。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解释了本书涵盖范围的不均分布。我痛心地意识到，朝鲜半岛、日本、中欧以及奥斯曼帝国等重要区域所应得到的关注超过了我的能力范围。因此，如果出现了新的详细的案例研究，这些研究无疑会对我的发现和叙述发起挑战、进行修正和改进。然而，如果我的研究并非完全错误，那么本书所提供的数据与分析或许可以唤起一些有效的修正，带来一些新知识、新见解与新的改进了的狩猎史。或许，有朝一日我们甚至可以从真正的全球视角进行审视，将世界范围内的长期发展纳入研究之中，并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大洋洲以及欧亚大陆的狩猎史中人们对蛋白质的追寻与对权力的追逐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作为本书所研究的这种特别的狩猎史的出发点，我们首先需要回答一些关于贵族狩猎的非常基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