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园的目的

在欧亚大陆，狩猎场作为用于狩猎与享乐的私人区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11世纪时，与瑟夫·哈斯·哈吉布（Yūsuf Khāṣṣ Ḥājib）曾对喀喇汗王朝（Qarakhanids，公元992～1211）——内亚地区的一个伊斯兰化的突厥政权——的统治者指出，修建狩猎场就像征占国土、慷慨大度与弘扬公正等行为一样，是统治权的一个主要特征。为了更有力地说明这一点，哈吉布将这些行为与古代的著名帝王联系起来，如恺撒、胡斯洛和亚历山大。[99]实际上，哈吉布关于狩猎场的劝诫是一种普遍的态度。在14世纪后期，约翰·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所写的虚构游记[100]曾风靡一时，书中生动地描绘了汗八里的大可汗所拥有的狩猎场以及其中包括的池塘、山峦、沟渠、果树、野禽与猎物。[101]在大约三个世纪之后，一个名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英国人抵达印度。据他讲述，他听说埃塞俄比亚的国王——与祭司王约翰[102]具有模糊的联系——拥有一座宽阔的封闭狩猎场，其中有宫殿、河流、池塘、花园、果园以及“供野生猎物栖息的森林”。[103]这段描述实际上也是西方社会对乐园（paradise）的普遍想象，不仅囊括了乐园的所有必要元素，而且也适用于真实世界与想象文本中的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统治者。在这些例子中，传闻都很好地起到了增强权威的作用。正如成吉思汗的宫帐曾在大众记忆中留下的深刻印象，狩猎场的意象在跨越时空的传播过程中也变得更加庞大、华美与神秘。[104]

当然，在狩猎场的意象中，对猎物的追寻虽然是其中一个常见的特征，但绝对不是唯一或主要的构成元素。现在，我们有必要审视一下乐园（paradises）所能提供的全部功能。“乐园（paradise）”一词的可塑性能很好地映射其作为机构时的可塑性。有的时候，词语就像官衔与货币一样，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迅速失去价值。公元前2世纪来自杜拉欧罗波斯[105]的一份希腊商业文件显示，当时的“paradeisos”一词仅指代私人花园，这与之后突厥语中的“borduz”以及波斯语中的“firdaus”二词相同。[106]然而，在其他的例子中，这个词的含义却大大地增加了。虽然同样源于古波斯语的“paridaida”，但“乐园”一词在西方的传播过程中增添了各种各样的意义，甚至其中的很多——至少在表面看来——颇为矛盾。威廉·麦克朗（William McClung）认为，“乐园”一词既指代了物质充沛的世界，也指代了精神乐园的世界；它不仅象征了繁衍与乌托邦存在的地方，也是退化、堕落与逃匿之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乐园”一方面可以被看作原始朴素的自然环境的缩影，是不受人类限制的地方；而相反的，在另一方面，“乐园”也是经人工雕琢而成的作品，是由人类设计、重组与塑造的自然环境。[107]

在《圣经》传统中（《创世记》2.8-10和19-20），“乐园”一词显然具有强烈的宇宙论意义与关联。然而，正如拉斯·林布姆（Lars Ringbom）指出，这一点与古时伊朗的传统如出一辙。林布姆提出，在伊朗古代的传统中，他们的“世界帝国中存在着一个神圣的王之城，这座城是中心与原初之地，与之紧密相连的是万水千山的起源、各种植株的母体、火焰最初燃起的炉灶、王权的原点以及正确信仰的真正来源”。[108]

之后，伊斯兰世界重新发展了这些观点。在他们看来，波斯式花园就相当于《古兰经》中的乐园世俗版本。然而，这一世俗的乐园并不是一片荒野，而是有专人精心维护的，是人类为了享受而特别设计的自然环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乐园中不仅绿树苍翠、流水潺潺，而且还有人工栽植的植物与荫蔽之所。[109]在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的双重影响下，农业设施的广泛分布与狩猎场的各种职责也是预料之中的发展结果。在关于狩猎园的长篇论述中，色诺芬曾指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皇室“对农事的关注与对军事的关注是相同的”。由此，色诺芬还继续提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在其居住或定期前往的所有地区都建造了狩猎园，其中包括了“大地所能够提供”的所有佳物。[110]这些设施是“世界花园（world garden）”的代表，也正因如此，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王公贵族才会在此处仪式性地栽种一些农作物以确保土地的肥沃丰产。显然，这种做法来源于此前美索不达米亚关于“园丁国王（gardener king）”的观念。这一观念在新亚述和新巴比伦时期（Neo-Assyrian and Neo-Babylonian eras，公元前9～前6世纪）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将国王看作伊甸园的守护者，负责管理生命之树与生命之泉。换言之，古波斯帝国的统治者承担了作为耕种者、狩猎者与播种者的神圣职责，有力地促进了其治下领土的农业丰收。[111]

为了履行这些宇宙论的职责——尤其是在核心区域的不毛之地中——水源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池塘、溪流与湖泊是构成狩猎场的重要元素。在东西方的许多狩猎场中，使用挖掘人工湖的土壤所堆积而成的假山都是最令人瞩目的一大特征。在建造这些设施的过程中，水利工程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且涉及了各式各样的灌溉技术，包括畜力运输的水桶、制作精良的石壁沟渠以及由闸门控制的水塘等。[112]

农业诉求并非只是波斯式狩猎园的独有特征。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著名统治者所拥有的皇家狩猎场位于巴特那（Patna）城外，其中便种有许多果树。在中国，上林苑等狩猎场也具有同样的特征。[113]此外，狩猎场的农业功效也并非主要属于仪式性功能，古波斯的狩猎园还是生产中心与官方粮仓。[114]实际上，古代的狩猎园甚至完全可以算作一个纯粹的经济机构。在托勒密王朝（Ptolemaic）统治下的埃及，波斯帝国的狩猎场（paradeisos）转型成为有专人管理的实用的大型种植园，主要栽种了水果、蔬菜，特别是葡萄；而在幼发拉底河沿岸的杜拉欧罗波斯，狩猎园则成了大型的果园。[115]

狩猎场的另一项农业功能也值得我们注意。众所周知，近数百年来，皇家植物园——如英格兰的邱园（Kew）——发挥了清算中心（clearing house）的功能，用于洲际和内部不同植物品种的交换。如今学者们也承认，这些交换活动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与经济意义。然而，这一现象既不是创新之举，也并非源于欧洲。[116]早在中世纪，这种类型的植物园便已经大量出现，而且似乎是各国皇室政权的固有特征。在伊斯兰世界，无论私人花园还是皇家公园，都是异域植物与有装饰性功能植物的传播中心。从中亚到北非，皇家公园都是庞大的植物交换网络的一部分。[117]但是，植物交换活动并不是随着伊斯兰教的崛起而兴起的。早在亚述帝国时代，一段关于亚述拿西拔二世的公开碑铭便记录了二世每次出征时都会收集新植物与树木的种子，并且文中还列举了他在皇家游乐园中栽种的几十种植株。[118]在东亚地区，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公元前3世纪，中国汉朝的上林苑落成，其中同样栽种了各种异国的植物，尤其是水果和树木。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18世纪的中国，那时的康熙皇帝为了招待狩猎活动中的贵宾，在热河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