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园的目的

植了草莓等有特色的农作物。[119]

在狩猎场的各种基本功能中，另外一项与狩猎活动有着紧密关联的便是山林管理。在近东地区，砍伐树木的行为由来已久。因此，可以预料的是，波斯式狩猎园实际上也是一片保护林区（timber reserve）。《圣经》中便有对此的指射（《尼希米记》2.8），而古典文献中的记载则更加明晰。阿塔薛西斯二世拥有一座满是松树与柏树的狩猎园，他于危机时刻下令让士兵将树木砍断。[120]诚然，毁坏一座狩猎场的方法就是砍伐其中的树木。[121]对一些后世的学者，如斯特拉波[122]和普罗柯比[123]而言，“paradeisos”一词与保护林区同义，主要用于在缺乏树木的环境中保护大片的稀有树种。[124]在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学作品中有大量关于伊朗植物与花园的描写，受其影响，当地人对树木和森林的兴趣也大大增加。[125]

由于皇家狩猎场是被保护的区域，这些设施也成为便捷而安全的储备场所，尤其是用于储存粮食。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狩猎园不仅种植农作物，而且还接受一定数量的粮食供给，包括水果，如枣、无花果与大量谷物等。[126]显然，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与萨珊王朝时期，狩猎园是一个复杂而极其重要的机构，通常兼具多项职能，包括水源管理与灌溉系统、正规花园、行宫、仪式中心、农耕用地、果园、森林、仓储设施甚至农民居住的村落等。而这一切都与外界相隔绝，四周建有围墙，并且设有严密看管的堡垒。[127]

皮埃尔·布莱恩特（Pierre Briant）曾在分析中指出，古代的狩猎园具有三项基本功能：①统治者或国王的居所，即中央权力向郊野的延伸；②农业丰收的模板，即通过灌溉、播种、栽种有益植物、保护林木等稀有资源的手段，合理地控制自然；③一种意识形态宣言，即将皇帝及其下属塑造为大地与农民阶级的保护者，这样可以确保土地肥沃与农事繁荣。狩猎园的苍郁茂密与周围郊区的贫瘠荒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而彰显了统治者控制自然的能力及其与宇宙的神秘关联，这也就是布莱恩特所说的“展示型意识形态（vitrine ideologie/showcase ideology）”。[128]

皇室的这些行为往往可以获得预期的回应。例如，普鲁塔克（Plutarch）[129]便明确地将波斯国王“精心栽培”的狩猎园与“贫瘠荒芜”的周边区域进行了对比。[130]此外，正如斯科特·莱德福特（Scott Redford）在近期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普鲁塔克的论述出现约1500年之后，塞尔柱帝国（Seljuqs，公元1038～1194）还在坚持使用完全相同的技术：他们在人造环境中担负着宇宙的作用，并且在园艺与狩猎、丰饶与安全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连接。[131]

实际上，这种利用土地的方式是非常普遍的。在前现代社会中，人造环境往往被塑造得与周边环境有着明显不同，而这始终是一种重要的推行意识形态的手段，这种大规模的景观也是赋予物理场所政治内涵的最有效和最引人注目的方式。[132]狩猎场成为可以发挥这一功能的绝佳媒介的原因在于，它不仅记录了统治者所掌控的各种自然资源——如动物、植物与矿物——而且同时使人们想起统治者通过对自然环境的征服而塑造的——借用马格努斯·菲斯克肖（Magnus Fiskesjö）恰如其分的表达——一种“可以预测的荒野（predictable wildernesses）”。[133]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内容并不主张其他地方的狩猎场都完全复制了古波斯式的狩猎园，而是指这些地方的狩猎场实际上具有许多（但不是全部）波斯式狩猎园的属性。例如，中国汉朝的狩猎场便具有很多与波斯式狩猎园相同的特征。的确，汉朝的狩猎场并不是地方的行政中心，但是那些位于首都的狩猎场仍发挥了类似的政治与经济功能——为运行这些大型设施而设立的复杂的官僚机构便是明证。这些设施的管辖权掌握在水衡都尉[134]手中，每一座狩猎场都由上林令及其下属负责管理。关于这些人员的职责，最详尽的记载来自于上林苑。据史料记述，这些人员负责管理鸟类、猎物、猎手与猎犬，掌控蔬菜、水果与木材的生产与分配，负责谷物的储存工作，监管皇家的畜群、渔场、船工以及负责修缮狩猎场内建筑的大量工匠。[135]此外，上林苑内还设有皇家铸币厂、外语学校与监狱，并且为处决囚犯、动物祭祀以及体育活动提供了场地。而且，这些狩猎场与古代近东地区的狩猎园一样，每值春季，中国的皇帝——至少偶尔——便会在这里仪式性地下地耕种，以确保国家的农业丰收。[136]

以上这些论述似乎已经有些偏离了狩猎的主题，我们也将就此打住。尽管许多作为狩猎场的设施中都有众多的果树、避暑的池塘与优雅的建筑，但其他一些留下相同记录的狩猎场却丝毫没有提及猎物或狩猎活动。可以说，后面这类狩猎场是完全用于供人享乐的设施。譬如，朗戈斯（Longus，约公元2世纪）[137]在田园罗曼司《达夫尼斯和赫洛亚》（Daphnes and Chloe）中刻画的狩猎场（paradeisos），或者克拉维约[138]在描述其1405年出访帖木儿的都城撒马尔罕（Samarqand）时所提到的“果园（orchard）”。[139]有一些狩猎场似乎相当于早期的动物园，如马苏第[140]在报告中曾提及的公元10世纪巴格达的狩猎场，或是公元10～14世纪期间拥有大量动植物藏品的朝鲜的王室狩猎场等。[141]如果我们将所有这些园子都称为狩猎场显然是一种偏颇。实际上，这些园子是一种多用途的设施，有时也具有用于狩猎活动的猎物。[142]

这也就是我们为何会说，关于狩猎场的历史不仅有趣，而且具有启迪价值。今天的海德公园、温莎城堡、凡尔赛宫与叶卡捷琳娜宫，最初都曾是皇家狩猎场，之后才慢慢演化为其他类型的建筑。[143]这些地方具有可塑性的原因在于，狩猎场一般都具有非常多的功能，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中有些功能逐渐增强，有些则逐渐衰退。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功能中的某一项或许会成为主导的功能。由此，有些狩猎场变为了精致的花园，有些则变为了皇室居所或公共空间。

从另一个角度看，无论是狩猎活动还是狩猎场，在各种社会类型中都无法轻易或有意地保持孤立。原因在于，从官方出行到军事备战，狩猎活动与狩猎场都与其他重要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后面的章节将对这一话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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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ye，Richard N. 1983 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 Munich：C.H. Beck.78.

[2] Hinz，Walther 1970 “Die elamischen Buchungstäflichen der Darius Zeit.” Orientalia n.s. 39：425-26；Hinz，Walther 1975 Altiranisches Sprachgut der Nebenüberlieferungen. 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79；Kent，Ro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