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类

A Narrative of Seven Years Explorations and Adventures），1858，第493页。

在狩猎活动中，猎鹰和猎犬的串联部署方式也是很常见的。这种使用方式并非仅仅为了消遣或观赏，而是由于格力犬的速度尽管很快，但是仍然无法追上瞪羚或羚羊。因此，人们会使用猎鹰先行赶上猎物并使之速度变缓，进而方便尾随的猎犬进行捕猎。[118]

为了使猎鹰和猎犬互相协调和配合，这两种动物必须从早期便开始一同进行训练。古代驯鹰师和西方旅行者曾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记述。[119]第一步，格力犬的幼崽被放在鹰隼的栖木架下喂养，二者共享食物并逐渐习惯彼此的存在。第二步，鹰隼被放飞攻击诱饵，而猎犬则跟去追逐。当猎犬接近鹰隼时，人们会阻止鹰隼的行动，并喂给它特别喜欢的食物。这一过程不断重复，而猎犬所跑动的距离则会逐渐增多。之后，猎鹰和猎犬会一起接受“控制型狩猎（controlled hunts）”的训练。在这种训练中，驯兽师会使用系绳或跛行的猎物，以确保猎鹰和猎犬可以成功地捕获猎物并获得奖励。最后，猎鹰和猎犬会被带至野外进行测试，捕猎野生羚羊或瞪羚。格力犬会很快地意识到鹰隼是它的帮手，便开始仔细观察鹰隼的行动。一般而言，鹰隼会对猎物发起三至四次攻击，如果这时格力犬还是无法跟上的话，鹰隼便会停止进攻并表示“不满”。如果配合成功了，那么猎犬会摁住猎物，但并不会杀死或摇晃猎物，以防误伤到鹰隼。

诚然，这种将猎鹰和猎犬配合使用的方法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非常普遍。这种狩猎方法在核心区域的文献中有很多记载，早期的日本也有使用。[120]在11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一块符石上，便有关于这种方法的记述，而且南欧的腓特烈二世也曾经使用过这种狩猎手段。尽管如此，这种狩猎方法似乎并未像在核心区域中那样具有极高的流行度，这或许也与此种狩猎方法要求的空旷平坦的地形有关。自中世纪时期起，在欧洲，猎犬一般用于驱赶猎物——尤其是鸟——以配合鹰隼进行捕猎，在波斯也存在着这种狩猎方法。[121]

猎手们成功地改变了狩猎用动物的行为方式，并且对生活在自然条件下的动物的习性极为熟悉。这便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有关前现代时期自然知识的社会分布情况。如果用更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表述，那就是谁才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经验和能力的博物学家，学者还是猎手？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笔者无法全面地回答，但我认为，那时的猎手和驯鹰师所拥有的关于动物的经验和知识是非常准确的，而且通常不会受到书本上记录的老旧传统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猎手本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约公元995年，埃及法蒂玛王朝（Fā imid）的哈里发手下的一位匿名的驯鹰师创作了一部狩猎指南，指出狩猎活动是了解自然环境、动物物种、动物行为和解剖学的最好途径。[122]此外，这位驯鹰师还身体力行了这套理论。指南中的一个较长章节是关于苍鹰（Accipiter gentiles）的，即阿拉伯语中的“bāzī”。在这一章中，作者依次讲述了苍鹰的羽毛特征、身型、体重、训练方法、原生猎物以及如何在鹰舍中照料与饲养苍鹰，最后则记录了苍鹰的各种相关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123]

腓特烈二世以对自然的了解和对科学的热爱而闻名，这一点也为同时代的人们所公认。[124]1248年前后，腓特烈二世撰写了一部关于鹰猎活动的著作，其中对鸟类分类、饲养方式、喂食喜好、迁徙行为、繁殖习性、生理学、病理学、鸟类羽毛以及鹰隼的捕获、训练与照料等内容进行了广泛的探讨。[125]现代学者曾多次提及腓特烈二世对鸟类观察的专注以及对古代权威——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怀疑。[126]

腓特烈二世的著作或许可以被看作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中关于鹰猎活动著作的巅峰。值得强调的是，这些著作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发展形成了一种知识传统，并且自前辈处借用了大量知识。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是，狩猎研究本身也被认为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分支。[127]然而，尽管存在着这种趋向，自猎手群体中流传下来的经验传统从未被完全湮没。显然，莫卧儿帝国的君主贾汗吉尔（公元1605～1627年在位）便从接触猛禽的经验中直接学到了许多知识，并且细致地考察了猛禽的生理特征、嗉囊、喙、毛色、生殖器官、进食习性及其所捕猎物的行为等。[128]在驯鹰师忽撒姆·阿杜拉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思考习惯。忽撒姆仔细地观察了最新捕获的猛禽的行为方式，将它与从先人处流传下来的智慧与学识比较，其中很多他都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予以摒弃。[129]

这种关于自然环境中某些方面的实践与经验知识，可以非常恰当地被类比于很多文化中都存在的纯学术传统。例如，中国有研究各种鸟类的传统，也就是“鸟类学”，其中甚至提供了简单的分类图解法。然而，总的来说，这些论述与直接观察相脱离，很少能超越动物知识学的高度，往往将鸟类作为人类罪恶与美德的例证。[130]这些缺陷并非只存在于中国。弗朗西斯·克林根德（Francis Klingender）认为，西方的动物学并没有受到13世纪科学复兴的影响。除了医学研究之外，基本没有出现关于自然环境的新观察。换言之，自然观察依然是属于猎手、农民、驯鹰师和艺术家的领域。[131]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论断。他认为，在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绝大部分“博物学家”——除了少数的显著特例之外——实际上都是负责翻译编纂古代与古典时期文本的文献学家。整体而言，他们对动植物本身并未表现很大的兴趣。[132]因此，很多关于自然的基本知识的第一知晓者是猎手、护林人和手艺人，并且直至几百年后才被记录到学术文献之中。[133]在欧洲，这种情况到了18～19世纪才有所改变。直至那时，田野工作才逐渐被人们认可，并最终在科学领域与更负声誉的实验领域中获得了受人尊重的地位。[134]

尽管以上概述只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基本印象和“柔性”观点，但是我认为这一议题本身也是一个合理而关键的问题，理应得到全面的论述。换言之，我们应当从跨文化的视角来探讨它。诚然，当前很多关于“西方”或“东方”的自然观念的论述本身都带有明显的教条式偏见，我们有必要通过与自然环境的真实接触对之加以重新评判，而狩猎活动只是这种真实接触的形式之一。

这就将我们引到了与鹰猎史相关的一个终极问题上，即社会分配。在这一点上，贵族阶级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但很显然的是，在各种皇家狩猎活动的类型中，鹰猎活动是目前为止最大众的一项。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使用猎鹰进行狩猎是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的普遍行为，这种消遣方式最近在哈萨克斯坦又再次流行起来。[135]这些情况都表明，用于改变猎鹰行为的技术并非为宫廷或职业驯鹰师所垄断。而且，这种技术知识可以追溯至更加古老的时代。据古时蒙古资料记载，成吉思汗的祖父曾捕获并训练了自己的鹰隼（qarchiqai），他在灾年还使用这只鹰隼来寻觅食物；此外，成吉思汗的父亲也曾在消遣活动中使用自己的鹰隼。[136]在蒙古帝国形成后，这种实践行为延续了下去。1250年代，卢布鲁克在东方的草原地带旅行。据他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