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物管理

萨克逊的国王进行狩猎活动并且拥有自己的猎物保护区，他们并不是郊区大块土地的唯一使用者，因此实际上剥夺了平民利用森林资源的权利。随着诺曼人征服了这里，森林制度被从法国引入。威廉及其儿子们通过“植树造林（afforestation）”大大增加了皇家狩猎保护区的范围，而且经常会将现有地区的平民驱逐出去。正是出于这些政治经济层面的考虑，诺曼王朝的国王成为其治下“自然”栖息地的坚定维护者与拓展者。

在欧亚大陆范围内，“受人类管理的森林的历史（Forstgechischte）”遵循了一条类似的固定道路。中世纪早期的国王如墨洛温王朝的统治者拥有许多保护区与护林官，一直警惕地守卫着其中的猎物与森林。[61]但是，在这一较早时期，北欧地区依然存在着许多荒野，因此统治者经常会鼓励民众在这些大片土地中定居和开荒，因为这种做法可以为宫廷带来长久的经济收益。[62]然而，由于自中世纪后期起荒野的数量开始下降，统治者开始更加专注于保护和垄断剩余的森林资源。与之相对，这种情况导致了大量入侵皇家林区寻找猎物与植物行为的产生。在诺曼王朝统治下的英格兰，偷猎者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包括了贵族、农民、牧师和法外之徒等。[63]为了应对这种非法获取猎物、木材或地被植物的行为，相关的皇家律法越来越严格和残酷，甚至还包括了死刑。[64]

无论如何，在北欧地区，皇家狩猎活动与环境保护行为之间的关联十分密切。尽管中世纪的贵族与现代的环境保护论者在其目的与世界观等层面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是前者也是经验丰富而且真心诚意的“自然环境保护主义者（conservationists）”。此外，中世纪的贵族花费了大量精力保护英格兰与法国境内的猎物栖息地。在封邑众多的德国，有众多的林务官（Forstmeisters）和狩猎主管（Jagdmeisters）负责管理猎物，组织皇家狩猎活动和保护森林资源。逐渐的，这些林务官和狩猎主管甚至还进口了一些新品种的树木和灌木丛以改善猎物的生存环境。慢慢的，“植树绿化（afforestation）”这一术语不再指代为了狩猎保护区而拨用土地的本义，而是演化出在荒地中栽植新森林的现代含义。[65]

核心区域的生态环境与狩猎技巧有着很大的差异，其狩猎技巧适宜空旷的乡下而不是林地。尽管如此，皇家狩猎场依然是不准人们进入的禁区，只有在统治者允许时才会例外。在突厥斯坦与印度等地，皇家狩猎场是禁忌之地，非法侵入者会遭受严厉的惩罚，甚至被没为奴隶。[66]在伊朗的政治生活中，也存在着类似的保护动物栖息地。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各地统治者均拥有自己的护林官，而之后的帕提亚人（Parthian）出身的亚美尼亚国王胡斯洛三世（公元330～339年在位）则在阿扎尔河（Azal River）附近栽植了一片橡树林，用以吸引狩猎用的猎物与鸟类。[67]与沙阿拔斯在法拉哈巴德栽植的森林相似，这片橡树林的开辟拨用了土地并种植了新的植被——换言之，实现了“植树绿化”一词的双重含义。

在古代中国，狩猎活动与林业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点主要表现在狩猎场和狩猎保护区中自然资源的大众接触问题上。孟子曾试图说服当时的统治者，一位英明的君主不会建造大型的皇家狩猎场并将人民隔离在外，也不会将杀死君主的野鹿的人当作杀人犯对待。与之相对，孟子主张由政府控制的狩猎保护区应与人民共享其中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薪柴与小型猎物。在他看来，这不仅是治国良策，也是经济之道。[68]负责维护这些森林的官员自一开始便与猎物管理事务相关。[69]在汉朝前与汉朝时期，掌管山林的官员被称为“山虞”或“虞”，负责砍伐林木、保护狩猎区、驱赶猎物以及为皇家狩猎场提供猎物等方面的工作。[70]

此后的朝代不仅在政治层面上关注狩猎活动，而且也遵循了先例。元朝和清朝两代的朝廷都十分留意保护自己所有的森林，尤其是首都附近的林地，并颁布法令禁止在皇家狩猎保护区中捕猎。负责在保护区中巡逻的是猎物看守，有时皇家卫队也会参与其中。[71]清朝的主要狩猎保护区位于木兰围场，在这里举行的最后一场皇家狩猎活动发生于1821年；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这座狩猎场一直保存完好。但不久之后，偷猎者、伐木人和缺乏耕地的农民不断地侵扰木兰围场，导致它迅速衰落；截至1906年，木兰围场的森林覆盖率只剩下最初规模的5%。[72]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在欧亚大陆范围内，人们保护森林的动机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在中国，一个长期的问题是由于山上滥砍滥伐而导致的水土流失，这在孟子所处的年代便已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73]与之相对——与欧洲和某些程度上的中国相比——对前现代时期的日本而言，林业与贵族狩猎活动之间仅有微小的关联。总体而言，森林是建筑用木材与燃料来源，是为密集型农业提供肥料的一种植物资源。[74]但无论人们保护森林的主要动机是什么，猎物的栖息地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尽管正如格拉肯（Glacken）所言，这些环境保护行为都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的。[75]

然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形式的无意识的环保行为。这种行为可以周期性地协助缓解猎物所面临的各类侵扰，而这种行为便是社会混乱状态。虽然社会混乱状态可能会在人类社群中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但是却常常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有益。这种社会混乱可以具有多种形态，譬如由于中东地区的旱灾或俄国的瘟疫导致了国内人口的减少与土地荒废无人耕种，反而使许多适宜猎物生存的自然栖息地得以恢复。[76]政治层面的失误有时也具有类似的效果。在佩尔萨特（Pelsaert）所记述的一则例子中，印度莫卧儿帝国的过度税收政策导致许多农民逃离当地，因此导致“田地无人耕种，逐渐变为了荒野”。[77]

然而，战争对自然环境的益处甚至要更大。在激烈的战乱时期，军队的调用与贵族成员的伤亡都会减少皇家狩猎活动的频率与规模，而这将会促进猎物数量的恢复。[78]此外，战争导致的人口总量减少也有利于猎物的生存。在乔治二世（公元1072～1089年在位）统治期间，格鲁吉亚人不断地被塞尔柱人骚扰，历经了许多困难的处境。约1080年前后，突厥人一年一度的夏季远征活动导致了边境地区众多民众的死亡、逃逸或奴隶化。据一部格鲁吉亚编年史记述，当时的事态变得非常糟糕，以至于“在那段时间里，田中既无人耕种也无人收割，乡下的田地被荒废，逐渐变回森林；这些地方不再有人居住，而是被猎物和野兽所占据”。[79]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中世纪俄国边境的森林—草原地带。当时常住人口的频繁逃逸使得自然植被得以恢复，这种情形被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沃耶伊科夫（Aleksandr Voeikov）称为“非自愿的造林行为（le boisement involontaire）”。[80]这种自然环境的复原现象吸引了野生动物前来，据1389年的目击者记录，在顿河中游等曾经的农业用地中，唯一的居民已是“麋鹿、野熊等类似动物”。[81]虽然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些说法有可能是文学创作的惯用手法，但是这些描述也反映了一种生态现实，即自然可以以非常快的速度再次征服那些无人看管的耕地。

在有些例子中，长期的军事斗争甚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