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物管理

能在交战双方之间制造出“无人地带（no man’s lanḍs）”。这些地带占地辽阔，持续时间长，对野生动物的生产十分有益。在新大陆，所谓的“战争区（war zones）”中的大片土地将对立的美洲印第安人（Amerindian）的各个部落领地分割开来，有效地保护了猎物及其栖息地，尤其是大型动物如野鹿和野牛——这两类动物在长期处于部落控制下的地方通常较为稀缺。[82]现代的类似案例是DMZ[83]，这是横跨整个朝鲜半岛的一片狭长的无人之地，现在已等同于濒危动植物或在韩国其他地区已灭绝的动植物的保护区。[84]

战争对猎物的赦免不仅体现在制造缓冲区，将士兵从狩猎活动中调离，以及因饥荒、疾病和逃难而导致的人口减少上。这种赦免作用实际上更加冷酷：战争中的伤亡人口常常沦为觅食的食肉动物的食物，这一点在古代的文献中常有提及。[85]在这一点上，狄奥菲拉特（Theophylact）的报告很具有代表性。据狄奥菲拉特记述，578年拜占庭帝国在与萨珊王朝的对战中失利，很多波斯方面牺牲的军士都被留在田野中未被掩埋，最终成了经过的野兽的盘中餐。[86]在东方，长期的战乱导致了明朝的覆灭与清朝的崛起，中国南方省份的人口减少产生了人类腐肉与更多的森林，而这导致老虎的数量开始增加。[87]同样的现象也曾出现在越南战争期间，当时东南亚地区的老虎数量出现了暂时性的复苏。[88]

关于战争与猎物保护之间复杂而且有时出人意料的关系，再举最后一个例子，那就是德里苏丹国的政策。首先，与欧亚大陆范围内的其他统治者相同，德里苏丹国的统治者拥有正规的狩猎保护区和荒原，这些地区均不允许农民进入。然而，这里最引人深思的就是这些狩猎保护区最初的创建方式。至少在其中的一个例子中，菲罗兹沙阿（Fīrūz Shāh，公元1352～1388年在位）曾“打着狩猎的幌子”对印度克塔尔地区（Katehr）进行了全面的掠夺，而这一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显然也是预料之内的：当地人纷纷逃离，“留在那里生活的只剩下了猎物”。[89]

以上论述并非认为战争一定是对野生动物有益的，而只是指出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而且还是常常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