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危物种

在审视环境保护与皇家狩猎活动之间的深层关联时，我们可以从两类物种，野驴与猎豹的相关文化史的角度细致切入。这一角度有助于我们关注与濒危物种和物种灭绝相关的一些关键问题。

野驴（onager）也称为亚洲野驴（Equus hemionus），包括六个地理种族或亚物种，覆盖了从中东至蒙古的整个欧亚大陆。此外，还有一种关系稍远的西藏野驴（Equus kiang）。有的学者认为，古代的近东地区曾将家养化的野驴用于拉车。但是在克拉顿-布洛克（Clutton-Brock）看来，这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野驴本身性情暴躁而且十分难以驾驭。[123]但正如瓦尔罗指出的，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将古代的野驴与马、驴进行了杂交。[124]

在前现代时期，亚洲野驴在小亚细亚地区非常常见，远至西南部的埃及—努比亚边境都可以见到其身影。[125]中世纪时，叙利亚境内的亚洲野驴一度数量众多，但在18世纪时逐渐灭绝了。[126]截至19世纪中期，野驴分布范围的东段仍然存在着一定数量的亚洲野驴与西藏野驴。如今，野驴的数量已经极为稀少，被列入了濒危物种名单。除了在土库曼斯坦和印度仍然残存有少量野驴，目前只有中国新疆的自然保护区与准噶尔戈壁中仍分布有较大群落的野驴。[127]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解释野驴数量的长期减少呢？一方面，野驴与其他野生的有蹄类动物相同，都被认为有害于农作物，这一观念古已有之。[128]此外，野驴一直是人类的食物来源。在公元前一万至前六千年，里海东岸的中石器时代文明将瞪羚和野驴作为主要的猎物，如今发掘的很多遗骨都证实了这一点。[129]进入有史时期后，突厥斯坦、印度与叙利亚仍然喜欢食用野驴肉。在这些国家中，野驴肉被认为是一种珍馐，这种习俗一直保持至19世纪。[130]此外在中东地区，人们认为野驴的寿命较长，因此将野驴作为一味药品；野驴蹄和野驴脑成为药剂配料，野驴肉则被认为可以增强人类体质。[131]

尽管以上这些都可以认为是人类猎杀野驴的正当原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欧亚大陆范围内贵族们仍然出于“消遣”的目的而猎杀了相当数量的野驴。野驴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ḥimār al-waḥsh”，在波斯语中是“gūr-khar”或“khar-gūrah”，在突厥语和蒙古语中为“qulan”。在核心区域内外的诸多著作中，对于野驴以耐力和速度著称的特点有着广泛的记述。[132]同样重要的是，野驴被认为善斗，其积极防守的特点促使人们将其带至君士坦丁堡的竞技场，与猎豹和狮子进行角斗。[133]此外，野驴作为一种群居动物，在皇家猎手眼中是忠实而勇敢的动物。在一部关于阿尔达希尔（Ardasher，公元227～240年在位）[134]的中古波斯语罗曼司中，野驴为了家族和幼崽选择牺牲自我而毫不犹豫地保护整个群体；因此，野驴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对手，也是值得皇家猎手捕猎的猎物。[135]

由于以上这些形象，在来自核心区域——包括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阿拉伯语与突厥语——的资料中，野驴被塑造为一种受贵族偏爱的猎物，只有像巴赫兰·古尔那样的伟大猎手，或是像狮子那样勇猛的野兽，才能将其制服。[136]因此，在欧亚大陆范围内，皇家猎手在一千年来一直不断地追逐野驴。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中国以及整个穆斯林时期，野驴都是皇家狩猎活动的捕猎对象。[137]据斯特拉波记述，在公元1世纪时的草原地带，萨尔马提亚（Sarmatian）的游牧民族曾经捕猎野驴，后来的蒙古人也非常热爱这项运动。[138]

猎捕野驴的方式有很多种。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因为野驴可以轻易地超过骑兵，所以色诺芬采用了马匹接力的方式追捕野驴。[139]穆斯林的狩猎指南中还推荐了另外一种常见的捕猎手段，沙阿拔斯便曾经使用过这种方式：猎手先射箭使野驴的速度变缓，之后再用矛或剑等人类格斗使用的兵器刺死猎物。[140]有时，猎手会在围猎活动中捕获野驴。1634年，沙贾汉在旁遮普举行了一场围猎活动。猎手们在野驴时常出没的水坑附近包围了一群野驴，其中的很多野驴都被俘获，应当是充当了补充畜群。[141]

毫无疑问，野驴是狩猎活动的重点捕获对象。但是，是否皇家猎手将野驴“捕杀殆尽”的呢？这似乎可以解释野驴现今所面临的窘境。然而，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我们还需谨慎思考。首先，在皇家狩猎活动的全盛时期，并无野驴数量减少的证据。此外，中世纪晚期与近代早期的记录者曾多次提及，在伊朗、印度与内亚地区分布着大量野驴。[142]若要在这一问题上得出结论，编年史与地理学资料同样非常重要。例如，有一种可能是，野驴是18世纪时在叙利亚因捕猎而灭绝的，但是在中国西部地区，野驴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则是栖息地的受损与缩减。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由于使用传统方式猎杀野驴非常困难，因此近代的火器造成了明显的影响。再一种可能是，自20世纪中期起，随着现代化政权因循苏联模式，施行增强草原生产的举措，导致野驴在对草原的竞争中失利。对于这些不确定因素，只有立足于当地的细致研究才能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奇特的是，虽然目前尚不清楚皇家猎手是否应为野驴——他们偏爱的猎物——的数量减少负责，但是他们在猎豹——皇家猎手喜爱的食肉动物与狩猎搭档——的数量减少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很容易确定。更具体地说，有证据表明，贵族猎手应当为猎豹在部分自然分布区内的灭绝负主要责任。

在公元纪年初期，猎豹生活在东非平原，这里也是如今野生猎豹的最后一片主要堡垒。此外，猎豹还曾出现在北非、伊朗、突厥斯坦南部以及印度西北部地区。自中世纪至近代早期，猎豹在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和马赞达兰（Māzandarān）遭到大规模诱捕，至20世纪时已在这一区域灭绝。[143]然而，最近在卡维尔沙漠[144]还发现了残存的极少量亚洲猎豹，有30～60头。目前，已有一支国际团队开始对这些猎豹进行研究。[145]印度猎豹一直生存至19世纪，那时人们依然大量捕获猎豹并训练其参与当地贵族的狩猎活动。[146]截至20世纪中期，野生猎豹已在南亚次大陆范围内灭绝；最后的三只猎豹于1948年被人目击，并被科威吉（Korwai）的大君[147]猎杀。[148]

尽管有时人们会出于消遣和获取皮毛的目的而猎杀猎豹，但这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猎豹在核心区域内的数量锐减。[149]一个更好的解释是，人们无休止地捕捉猎豹并将之训练为狩猎搭档使用。例如，我们知道，伊朗的蒙古合赞汗[150]拥有300头猎豹；此外，据阿克巴大帝儿子的证言，其父“曾收集了1000头猎豹”。[151]如果我们考虑到，猎豹作为接近食物链顶端的食肉动物实际上在广阔的区域内分布稀少，那么如此大量地捕捉猎豹则会对其动态数量造成明显的影响。此外，我们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猎豹在豢养时很难繁殖这一事实，这样才能合理地权衡人类在猎豹数量减少中发挥的作用。

关于猎豹数量的减少，人们提出了多种原因。之前有种观点认为，基因多样性下降是野生猎豹数量减少及其在豢养状态下低繁殖率的主要因素，而这种观点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