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与自然

埃记述，这一自然复原现象的根源是来自阿拉干（若开）的猖獗的海盗活动，它使本地人逃离此地；很快，这些岛屿变成了一片“可怕的荒野”，满是羚羊和野猪，进而引来了老虎。贝尼埃称，这些野兽在岛屿之间通过游泳的方式往来，它们捕食岛上的剩余人口，甚至包括驾船的船夫。正如贝尼埃指出的那样，专制政府也可能导致民众逃离，致使大量的土地复原为“可怕的荒野”和“遍布荆棘与野草的平原”。[128]在17世纪初的勃固，耶稣会士也意识到同样的问题，并将丛林与老虎的增长归咎于无能而腐败的政府。[129]

在以上援引的所有例子中，文化都败给了肆虐的自然，从更高的层次下落至原始而不稳定的存在状态。对我们而言，有必要确认这种更高的层次最初是如何达到的，至少也要对神话中的相关叙述有所了解。换言之，在自然对文化发起挑战之时，人们探寻解决方法的行为是否激起了历史记忆与相关模式？答案颇令人惊奇，那就是在欧亚大陆范围内，现存的多种模式是统一的。

在这一方面，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瑶族的神话就非常典型。在神话中，射师羿能够控制自然灾害，保护人们不受野兽侵扰，使农业生产成为可能。[130]古代的文本，无论是历史资料、神话故事、民间俗约或是三者的结合体，通常都会将人类定居生活的起源和“最初”或原始的层次，与对自然的英雄式掌控能力联系在一起，始终认为这种对自然的控制力是文明生活的先决条件。[131]

在有关“层次形成的记述”方面，中国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例子。在古代的中国人看来，原始人完全受自然的摆布，因此复杂型社会、国家和高等文明的崛起，往往被描绘为人类为了抵御来自野兽、洪水与饥荒的侵扰，而获取了工具与技术的故事。这些才能的主要拥有者是一些昔日的贤君，如尧、舜和禹。这些明君可以控制河流，将威胁人类的野兽驱赶至遥远地区，使人们能够定居生活。然而，一旦这些统治者逝去，随之而来的便是混乱状态与糟糕的政府，野兽也再次归来。于是，周公旦——第一任周王的大臣——不得不驱赶老虎、豹子、犀牛和大象，将它们赶到遥远的地方，以便让文明再次繁荣起来。在孟子生活的公元前4世纪，这些神话中的文化英雄——如尧、舜、禹——变为了历史人物，被人们认可是实际存在的统治者；与之相对，周公则成为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大臣。[132]

因此，对中国人来说，驾驭自然与野兽的个体使得最初形态的国家变为可能。同样，在古代的近东地区，《圣经·旧约》（《创世记》10.8-10）中描绘了另外一位动物管理专家宁录（Nimrod），他是“上帝身边一位强大的猎手……是耶和华的神意”。在之后的基督教传说中，宁录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强大的统治者。[133]与中国的例子相同，即使在已有既定文化秩序的情况下，人们仍然需要保持警惕，因为新的威胁会持续出现；因此，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英雄为了保卫一个现存的国家，必须杀死由愤怒的女神从天国派下摧毁以力（Erech）古城的公牛。[134]在古时伊朗的传统经典《阿维斯塔》（Avesta）[135]中，复原（reversion）也是一个核心主题。在传说中，詹姆希德（Jamshīd/Yima-xsharta）被描绘为黄金时代的统治者，在其治下，人与自然得以和谐相处；但是，一旦詹姆希德由于对上帝不敬而失去“皇室荣光（khvarnah）”之后，便出现了失控、不和与堕落的情景。[136]

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中，模范统治者沿袭了所有这些传说。据阿拉伯资料记载，宁录被称为巴比伦和世界的第一任国王；作为“驯鹰大师”，他可以驾驭老鹰飞翔的力量。[137]伊斯兰世界对所罗门王也非常熟悉，后者的智慧延伸到了自然与野兽的身上。（《列王记》4.33）[138]伊斯兰世界大量援引了波斯传说，这些传说宣称其“圣明”的统治者——霍尚格[139]与法里敦[140]——可以控制动物。[141]这些事迹在艺术作品与皇室宣言中都非常常见。藏于托普卡珀宮（Topkapi Sarai）[142]的《王书》插图中描绘了迦约玛德（Gayomard）——伊朗创世神话中的第一任国王——端坐于王位之上，四周是他的侍从，面前则有各种大型猫科动物摇尾乞怜。[143]

因此，贾汗吉尔等穆斯林统治者提出关于自己控制自然的言论也并不令人惊讶了：“在我统治时期，野兽已摒弃了野蛮行为，老虎变得非常温顺，会在人群中不戴任何锁链或束缚结队而行。老虎不会伤害人类，也没有任何野性或惊慌。”[144]尽管这种言论显然是不真实的，但贾汗吉尔的说法仍然可以在欧亚大陆范围内深深根植一个成功君主的形象。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萨珊王朝的君主频繁地描绘自己与大型猫科动物格斗的场景，以及自己捕猎那些破坏田野庄稼的野鹿和野猪的仪式性狩猎。在塔奇布斯坦的岩壁浮雕上，国王愤怒地猎杀这些野兽，而这一场景与土地的肥沃和丰饶有着紧密的关联。因此，作为狩猎者的国王发挥的是一项重要的宇宙论职能，同时扮演了农业生产者与牧人保护者的角色。[145]巴赫兰·古尔驱逐不受欢迎的野兽的能力俨然为后代的统治者提供了先例，如7世纪陀拔斯单的一位统治者便颇有争议地将境内的所有危险野兽赶尽杀绝了。[146]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中世纪世界的很多人都只看到了这些故事的表面含义。其中，伊本·拔图塔重申和肯定了这些传说，宣称古代的国王拥有特殊的体力，可以对抗和杀死大只野兽，尤其是狮子；与之相对，普通的凡人即使有一支武装军队相助，也无法面对这种局势。[147]

贯穿这些传说与言论的常见主题是：从历史起源之时起，模范统治者和成功的国家便可以控制自然，将野兽拒之门外。那么，之后国家的臣民认为政府有责任控制具有侵略性的自然，这种想法也并不那么令人意外了。

这种控制政策，无论从神话还是皇室宣传的角度看，都专注于“可以移动的自然”，即食肉动物与奇特的大只野兽。[148]从马杜克[149]到因陀罗[150]再到圣乔治[151]，神话故事中经常可以见到英雄用屠龙的方法展现自己的勇气、体能与魔力。这些虚拟的生物是各种动物的混合体，这些反常的特征代表了混乱，英雄战胜这些生物则象征了将一切恢复至有序状态。[152]这些加强版的生物——如长有翅膀的狮子——常常出现在很多古代的艺术作品中，包括早期的草原地带、古代近东地区和罗马时代晚期的地中海区域。[153]在古典时期末期，这种类型的艺术再现逐渐消失，皇家格斗活动在中世纪的史诗中得以继续延续。乌古斯汗从扬名天下，到开始政治生涯，直至建立自己的国家，整个过程都取决于他历经千难万险，找到并杀死了一只欺压当地人的神兽（kïat）。[154]

这类主题的经久不衰可以告诉我们，真实的野兽与想象的野兽一般是如何进入这些社会的，尤其是在面对来自自然的持续威胁时，皇家猎手在维护文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古代近东地区，从埃及到外高加索的乌拉尔图（Urartu），统治者通常被看作是一位守护者，负责保卫牧群与臣民远离恶敌、混乱与猛兽。[155]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各种称呼中，尤其是亚述语中，君主被称为“天下的守护者”、“忠实的守护者”、“人类的守护者”、“四海的守护者”、“伟大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