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与自然

和“主守护者”。皇室铭文中明确表示，这一称呼是由神灵赐予统治者的。[156]

我们只能通过审视国家在抵御自然方面发挥的作用，来间接地评价这些言论的可信度与大众接受度。正如前文所述，这也是国家的中心功能之一。正如南希·福克（Nancy Falk）指出，在古代印度，“荒野与王权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统治者和未来的统治者都需要与荒野进行接触，进而征服、安抚、控制和使用自然的原始力量。这既是对君王统治能力的考验，也是一种能力的证明。统治者的处理方式有多种，如在丛林中建造的皇家游乐园（ārāma），其可以阻挡凶猛的荒野生物（yakshas），成为王权的仪式性场所。[157]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皇室狮子格斗一样，这些处理方法被视作印度国王的重要任务。原因在于，荒野的活力一旦被植入政府体制之内，便能够为后者注入力量——虽然荒野依然会是一种干扰和威胁。因此，正如大卫·舒曼（David Shulman）指出，荒野具有双重本质，它既会构成威胁，也可以进行滋养，而国王的责任便在于调和这种双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158]实际上，这是一种普遍接受的规范。玛丽·赫尔姆斯（Mary Helms）提出，在传统社会中，拥有政治领导权的人通常可以连接起文化、驯服、成熟的领域和自然、野性、原生的世界。这些统治者既充分挖掘荒野的物理和精神资源，同时还对之予以限制，防止荒野侵蚀驯化的世界。[159]

可以预料的是，动物作为荒野的化身，被看作是对人类利益与安全的永久威胁。古典作家总结了这些野性王国中独特敌人的长篇罪状，其中除了大型食肉动物，还包括蚊子、蝎子、蜘蛛、鼹鼠、啮齿类动物、蛇、麻雀和狒狒。这些动物都会侵扰人类，破坏耕地，让人无法居住。印度到埃塞俄比亚再到地中海地区，都深受其害。[160]这些动物就像人类敌人一样，被认为会入侵和征服人类的世界。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不久，马其顿邻国的安塔里亚特人（Antariatae）便因为青蛙和老鼠成灾而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的国家。[161]在胡斯洛一世阿努什尔瓦（Khusrau Ⅰ Anushirvan，公元531～579年在位）统治期间，[162]大量豺狼侵入伊朗，折射出帝国的衰弱以及警觉和改革的欠缺。[163]约公元前316年，秦国占领四川后，一只白虎开始杀人，很快其他的老虎也加入进来，据说杀死了1200人。接着，新的统治者——也就是秦王——以“武力”介入并击败了这支强大的大型猫科动物队伍。[164]近代的马戛尔尼指出，中国的长城不仅是针对人类敌人的防御工事，也用于阻挡“来自鞑靼荒野的无数凶猛野兽侵扰中国的富饶省份”。[165]

与这些观点相一致的，是将人类敌人与动物敌人归为一类的倾向。公元9世纪早期，汤玛斯·阿尔兹鲁尼在记述中经常提及一些极度危险的地区，那里的土匪与野兽——或者说是野兽和敌人——会袭击居民，在乡下大肆劫掠。[166]在7世纪中期的印度西北部地区，玄奘法师记述了“一大片荒野森林，在那里有凶猛的野兽和成群的强盗，会伤害过往的旅行者”。[167]大约一千年之后，印度统治者鲁特罗·德瓦援引了一段古时的名言并表达了赞同：“国王杀死动物的行为，据称与杀死敌人的行为相同。”[168]与德瓦生活在同时代的穆斯林统治者，即莫卧儿帝国的皇帝，便亲自践行了这些准则。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认为，德里附近的荒野地区是滋生敌对势力的温床，里面遍布了土匪、叛军、异教徒和野兽。他们使用相同的方式——皇家狩猎活动——来控制这些违背了既定秩序的敌人。[169]甚至在大英帝国时期，这依然是一种普遍态度。1820年代，生活在孟加拉的某位被称为肖尔先生（Mr.Shore）的英国政治官员认为，自己有责任控制——借用当代人的表述——“所有侵犯他所管辖省份的土匪与野兽”。[170]

人类敌人普遍被非人化（dehumanized）——也就是“动物化（animalized）”了——变为老鼠、狼群和老虎。反过来，动物敌人有的时候则被“人化（humanized）”了，被指称会统一行动，具备有意识的恶意。动物代表了对人类的一种集体威胁，这种观念或许由来已久。甚至，还出现了“被猎取的人类”这一说法，暗示了动物的捕食行为所构成的威胁，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对食肉动物的恐惧——这都是人类进化的整体过程中的一部分。[171]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这种假说，显而易见的是一旦出现了政治组织，野生动物就像叛军和敌军一样，会成为国家的敌人，被当成一种统治管理的问题。

可以证明这一情况的是，大众通常会在自然问题突然爆发的时候，请愿国家进行干预。1689年，奥文顿抵达苏拉特，当时近郊的田地刚刚被一场蝗灾毁坏。之后奥文顿写道，“穷苦的农民对莫卧儿帝国的城市官员哭诉自己遭受的损失”，希望后者可以“被自己打动，为他们弥补损失，减轻民众的负担”。[172]

有的时候，人们会使用非暴力的手段——至少在理论上——抵抗这些来自自然界的侵袭。在中国，老虎的出现——既包括土匪也指代大型猫科动物——通常会被等同于糟糕的政府，仁爱的统治则可以克服这些问题。有些人认为，可以使用音乐来推行适宜的和谐与等级制度。与之相对，另外一些人认为，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老虎，都只能用武力和计谋的方法来制服。[173]

诚然，这是一般的解决方式。因此，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军队所发起的反蝎子战斗，以及罗马军队对叙利亚蝗灾的剿灭都属于这种情况。[174]与之类似的方法还包括中东、印度和中国对不受欢迎物种的普遍围剿，或者是将这一实践方法延续至现代，在21世纪之交时发生于南非的对抗所有食肉动物的战斗。[175]

色诺芬充满热情地赞许了苏格拉底的看法，认为农业和狩猎是并行不悖、相互补充和彼此支撑的活动；农业生产马匹和猎犬，狩猎则能帮助人们抵御野生动物，防止其损害庄稼和牧群。[176]对于前现代时期的伊朗、印度或草原地带的任何统治者，这一范式都是最有可能被接受的。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能够在不抵御自然的情况下繁荣起来，皇家狩猎活动则通常被大众和贵族阶级看作是进行抵御的首要方法。

无论是来自何种文化背景的田园主义者与农业生产者，都在从事着限制自然的活动，也就是试图在某些固定的领域内主宰自然或将自然的影响最小化。一旦人们确立了这样一个简单化的领域，任何进入这一领域的不受欢迎的自然形式，如狼群或野草，都会被看作是野性的、侵略的和不受控制的。无论是在发达世界还是在未开发的世界，在城市空间还是在乡村环境中，人类与野生动植物之间的纷争一直持续至今。这种纷争不仅包括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包括人类之间的冲突；总的来看，这些斗争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政治权威所发挥的功能，部落酋长、中世纪国王、民族国家或国际组织都会在这些持续的对峙中扮演调和者的角色。

一般来说，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危险和损失，一旦这些危险和损失达到了某一等级，人们的忍耐临界线就可能会被超越。约翰·奈特（John Knight）分析认为，在这之后，便会出现某些集体性的政治行为。这种政治行为会以各种形式出现，既可以是当地主导发起的，也可以是求助于更高级别的政治或精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