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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楼车、盾牌、钺戟、标志和军旗等”。据称,举行这场狩猎活动的目的是“欲盛威武”,也就是说,是为了宣示王莽对日益躁动的乡间的控制力。[168]十几个世纪之后,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公元1506~1521年在位)也有相同的行为。朱厚照在鄂尔多斯到南京一带举行了模拟作战和一系列狩猎活动,这次的目的是对臣民和外国人彰显自己的军事能力。[169]
传教士南怀仁非常了解举行这些活动的原因。在提及康熙皇帝举行的年度狩猎活动时,这位耶稣会士指出,这些狩猎活动的真正目的是“打着狩猎活动的幌子,假装是训练手下士兵捕猎牧鹿、野猪和老虎,实际上是在人类敌人和叛军面前展现和营造战争的形象,为之后可能会发生的斗争进行演练”。紧接着,南怀仁颇有洞见地补充道,“狩猎活动的另一个动机是其政治目的,即控制西部的鞑靼人(蒙古人),挫败对方的计划和阴谋。[他总结称]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皇帝才在出行时带着庞大的部队,显露皇家的威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还往那里运送了一些大炮”。[170]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内亚贵族——如蒙古等——必须“轮流”遵照理藩院的安排前往木兰围场,以及为何木兰围场的设施装饰有描绘皇室游行和满人皇帝成功猎杀猎物的大量画作。[171]
如果这种类型的威胁无法动摇潜在的敌人,那么狩猎活动可以迅速——几乎是瞬间——转化为一场平定战争,或者其他可以伪装成狩猎活动的战争形式。[172]皇家狩猎活动本身的灵活性与实用性使其成为施加威压与进行控制的工具,如沙阿拔斯和阿克巴大帝等统治者便经常使用这种方法。他们利用狩猎活动的不同方法可以以序列的形式得到很好的呈现。首先,是萨非王朝的统治者。
1590年。阿拔斯为了打消一位下属的叛乱倾向,举行了一场狩猎活动并邀请这位有嫌疑的官员一同参加。这显然被看作惩罚性战争的开始,而这位挑衅者则最终选择了屈服。
1598~1599年。皇帝希望从乌兹别克人手中夺回呼罗珊,于是在战争开始时首先组织了一系列狩猎活动,同时聚集起自己的全部兵力。
1600年。阿拔斯带领一支狩猎队伍来到一位反叛下属的堡垒处,很快便由狩猎活动转为围攻行动;此时,皇帝调来援兵,攻克了这一要塞。
1602年。当叛军在希尔万紧张地等待阿拔斯率军到来时,后者在悠闲地狩猎;当然,叛军意识到,这场狩猎活动拉开了针对他们的军事战斗的序幕。[173]
接下来,是莫卧儿帝国的皇帝。
1560年。阿克巴大帝先发制人,针对的是他怀疑意图谋反的重臣白拉姆汗(Bayrām Khan)。皇帝及其属下离开阿格拉外出狩猎,而当他们抵达德里时,这支狩猎队伍已经变成了一支野战军。由于压倒性力量的军队不期而至,迫使白拉姆逃至旁遮普,最终在那里被“抓获”。
1562年。阿格拉外的八所村庄被认为是匪患和叛军的盘踞中心。阿克巴大帝朝这一方向组织了一场狩猎活动,在靠近敌人的领地时,他派手下的猎手前去侦察地形,并从友好的当地人处收集政治情报。之后,阿克巴大帝发起进攻,彻底击溃了逃窜的敌对势力。
1564年。阿克巴大帝出兵攻打马尔瓦(Mālwa)的叛军。这一军事行动最初是以猎象活动为由开始的,最终未曾开战便使敌军投降。之后,阿克巴大帝的军队恢复原状,再次开始猎象活动。
1568年。阿克巴大帝在一次围猎活动中逼近叛军在拉杰普特(Rajput)乡下的堡垒,之后包围堡垒,切断其与周围的联系,迫使敌军投降。[174]
在这里,我们看到狩猎活动可以变为战争,之后又再次变回狩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在战斗结束之后恢复狩猎活动的行为是为了庆祝胜利,是一种休憩和娱乐方法。在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有限制的复员活动,通过暂时的退出给敌友双方留下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皇家猎手可以成功地应对任何国内或边境的威胁。
* * *
[1] Henning,W. B. 1939-42 “Mani’s Last Journe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0:951.
[2] 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Trans. H.L.Jon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VII.209.
[3] Keeley,Lawrence H. 1996 War Before Civiliza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61.
[4] Manuel Ⅱ Dennis,Georg T.,trans. The Letters of Manuel Ⅱ Palaeologu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Center for Byzantine Studies,1977,112,and Bailey,Harold W. 1985 Khotanese Texts. Vol. 7.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99.
[5] KB/V Viré,François. Le tracté de l’art de volerie(Kitab al-Bayzara). Leiden:E.J.Brill,1967,16.
[6] Jordanes,The Gothic History. Trans. Christopher Mierow. Reprint New York:Barnes and Noble,1960,VII.51-52,VIII.56,and XX.107;GOT Tekin,Talāt.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Indiana University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69.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1968. 293;PDPMK Malov,S.E.,ed. and trans. Pamiatniki drevnetiurskoi pis’mennosti Mongolii i Kirgizii. Moscow-Leningrad:Izdatel’stvo akademi nauk SSSR,1959.27-28;Jūzjānī/L Jūzjānī,Ṭabaqāt-i nāṣirī. Ed. W.Nassau Lees. Bibliotheca Indica 44. Calcutta:College Press,1864,258;Jūzjānī/R Jūzjānī,Ṭabaqāt-i nāṣirī. Trans. H.G.Raverty. Reprint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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