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类

尽管很多驯化的猎鸟品种传播很广，但这并不是说本地的品种不受欢迎。例如，萨非王朝的统治者苏莱曼大帝便不遗余力地在自己的鸟舍中增加本地鸟类。[73]在核心区域以及中世纪的欧洲与俄国，统治者会定期将本地捕捉到的猛禽与官员和附属国分享。[74]但正如此前所述，鹰猎活动能够成为真正的贵族运动，是因为有壮丽的游行队伍，职业驯鹰师的协助，以及从遥远国度搜集的各类鸟类。如果单凭本地的鸟类品种，是无法长期维持这种地位和威信的。

外国猛禽的获取方法遵循了通常的模式。约公元785年的阿拔斯王朝早期的税收单据显示，巴格达从亚美尼亚和伊朗北部的吉兰尼（Jīlān/Gīlān）获得了作为礼物的猎鹰。[75]在新罗王朝末期和13世纪末期，朝鲜均进献了各式各样的猛禽给中国朝廷——在这两个时期，中国处在元朝的统治之下。在近代早期，朝鲜也是日本获得野外捕捉的苍鹰（goshawks）的主要来源。[76]

商业渠道也非常重要。中世纪地理学、动物寓言集和游记中包含的鸟类学知识，便反映了商业渠道的覆盖范围。从这些叙述中，我们知悉了从突厥斯坦、伏尔加河中游以及里海沿岸出口的各种鸟类。这些鸟类就像国际市场上的其他本地产品一样被对待。[77]这些资料还告诉我们，猛禽的需求量很大。1680年代，一位出使至暹罗的波斯使节听闻，日本当时堪称这一活动的温床。[78]显然，主要品种的狩猎用鸟的质量是一个引起“国际”关注和探讨的主题。马可·波罗曾探讨和评论过格鲁吉亚的苍鹰、伊朗克尔曼的鹰隼、巴达赫尚（Badakhshān）的猎隼（sakers）、党项的兰纳隼（lanner）或鹭鹰（heron falcons）以及印度东部的苍鹰等。[79]腓特烈二世在鸟类知识方面也非常博学。他的著述显示，他非常熟悉东亚、印度、中东以及高纬度北极地区的猛禽品种、特征与习性，而且还很了解从英国到阿拉伯国家的鹰猎活动的形式。[80]

自然而然的，商人开始试图利用人们对外国鸟类的热切兴趣。国际市场逐渐形成，而狂热的驯鹰师如乌萨马（Usāmah）的父亲——一位12世纪的叙利亚贵族——曾派遣自己的私人中介前往拜占庭帝国寻获最优质的鹰隼。[81]在实际生活和虚构小说中，商人经常在旅途中将优良的猎鸟献给统治者，以此作为自己进入的敲门砖。[82]考虑到中世纪时人们对鹰猎活动的热情，这是一种不错的尝试方法。

虽然高质量的猎鸟无论来源何处，总是很受欢迎，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从遥远国度的著名统治者处获得的罕见品种是最受人欢迎和具有价值的。在波斯传说中，巴赫兰·古尔从中国的皇帝那里获得了自己最喜爱的苍鹰；而在乌古斯史诗中，主人公在收到“异教徒达拉布松（Trebizond）国王”赠予的鹰隼后，其威望大大增加了。[83]

历史事实是，统治者经常会与远近邻国交换猛禽。在整个中世纪的穆斯林社会中，哈里发和苏丹都会互相赠送各种类型的猛禽，这是构成忠诚度的元素之一。[84]穆斯林统治者还会与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以及之后的十字军交换猛禽，这大大地增强了欧洲人对鹰猎活动的兴趣。[85]东欧和东亚地区的统治者也沿袭了这一做法，他们跨越政治和文化边境，给邻国送去了各式猛禽。[86]

尽管这些交易活动有很多在本质上都是区域性质的，但是洲际市场上的确也有针对猛禽的需求。洲际市场的一个长期趋势是，对产于遥远北方地区的鸟类的喜爱之情与日俱增。最初，在公元10、11世纪时，这种偏好的内容比较广泛，即喜爱来自北方地区的鹰隼、苍鹰和其他鸟类品种。[87]这种偏好背后的原因，在腓特烈二世的论述中表现得非常明确。腓特烈二世认为，由于寒冷的气候条件，“所有产于第七气候带以及更北地区的猛禽体形都更大、更壮和更勇猛，而且也比南方的鸟类品种更加美丽和敏捷”。[88]核心区域内的人们普遍接受和笃信这种观点。17世纪时，波斯贵族曾花“高价”购买“莫斯科公国的猎鹰，认为其比国产的鹰种远为优良”。[89]

而12、13世纪时，一种特定的北方鹰种——矛隼（Falco rusticolus）——逐渐成为欧亚大陆范围内人们首选的猛禽品种。矛隼作为体形最大也是速度最快的猎鹰品种，其自然分布范围是泰加林[90]，即两个半球的亚北极区。矛隼的花色从黑色过渡至各种深度的灰色与棕色乃至白色。尽管矛隼的本性似乎是偏好小型的陆地猎物，人们却认为这样体育性不足；因此被捕获的矛隼都会在经过训练后，用于捕捉更加合适的猎物，即鹅、天鹅、苍鹭和鹤。[91]

在欧亚大陆的西半部，矛隼有时会成为11世纪的穆斯林统治者之间彼此馈赠的礼物。[92]然而，矛隼在欧亚大陆范围内的流行地位，实际上直至13世纪——也就是蒙古扩张时期——才完全确立下来。诸多证据显示，成吉思汗一族很喜欢矛隼。一则中国史料在描绘1240年代蒙古贵族对皇室奖励的甄选时提到，矛隼是一种很受欢迎的选择。[93]甚至，还有公众对品种的喜好调查。拉施特·艾丁的史料中记载了一则关于成吉思汗的故事，据称这位蒙古统治者曾询问属下，什么是人类最大的享受，而属下都回答称带着鹰隼和矛隼去狩猎是最高的享受。[94]

在整个帝国时代及之后时期，蒙古人对矛隼的偏爱一直持续了下去。[95]还有许多其他人也像蒙古人一样喜爱矛隼，譬如腓特烈二世。在腓特烈二世对鹰猎活动的论述中，矛隼被给予很高的评价，原因是其“卓越的体形、力量、勇猛与敏捷”。直至19世纪中期，一位波斯驯鹰师依然表现着对这一观点的完全赞同。[96]在图理琛所著的游记中，有一件事情体现了矛隼流行的真正范围和持续时间。图理琛是清朝派往喀尔喀阿玉奇汗处的使节，于1713年在托博尔斯克（Tobolsk）拜谒了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总督加加林（Gagarin）。在一系列礼节性程序之后，双方的谈话转至狩猎的话题，并且很快发现各自国家最喜爱使用的猎鸟都是矛隼。之后，二人又获悉，两国都不是从小培育这些矛隼，而是从遥远的北方地区直接捕获野生的矛隼。[97]

语言学资料也有助于我们衡量和追寻矛隼的传播过程。在南方地区，也就是超出矛隼自然分布范围的地方，“矛隼”一词依然应用广泛：在突厥语中为“sungqur”，蒙古语中为“shonqar/singqor”，女真语中为“shimuko”，满语中为“shonkon”，朝鲜语中为“shongkhe”，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则为“sunqūr”。[98]在更接近矛隼栖息地的北方，人们则使用自己的名称来指代这一品种，即古诺斯语（Old Norse）中的“geirfálki”和俄语中的“krechet”。

在各种矛隼品种中，人们明显更加偏爱白色的矛隼。这种偏爱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在公元9～10世纪的伊斯兰资料和中国史料中，偶尔会提及白色的矛隼，称其非常稀有和抢手。[99]马苏第意识到鹰猎活动是一项真正国际化的皇室非常喜爱的消遣活动，并特别强调了来自多雪地带——如可萨地区（Khazaria）和高加索地区——的白色猎鹰具有极高的品质。[100]人们对白色矛隼的兴趣在蒙古帝国时期达到了顶峰。在这一时期，白